由江苏省作协、《当代作家评论》和《作家》主办的“中国短篇小说论坛”日前在江苏宜兴举行。在会议的三天时间里，作家苏童、格非、刘庆邦、范小青、叶弥、王手，批评家张新颖、汪政、张学昕、张王飞、何平、宗仁发、林建法等就短篇小说的文类特征、中外源流、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困境及其未来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会议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林建法主持，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代表主办方致辞，她认为，在短篇小说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坐下来严肃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

　　“长篇沙文主义”笼罩下的短篇小说

　　当下，长篇小说横扫文坛，牢牢占据“文坛盟主”的地位。短篇小说的衰落与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短”与“长”的冷热不均直接危及到小说的文类生态平衡，制约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已经引起文学界诸多人士的关切。当天的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与评论家们就当下短篇小说的境遇表达了忧虑。

　　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是外部环境造就的，也关乎个人的写作才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认为，短篇小说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来讲，现代社会的功利性追求图书利益的最大化，将短篇小说逼入边缘角落。同时，由于短篇小说对作家才情的挑剔，使得中国真正称得上大家的短篇小说作家凤毛麟角，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则更少。

　　苏童认为，短篇小说的境遇涉及的是隐形的文学权力分配，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以写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他们对于中国文坛到底意味着什么？曾经有批评家指出，当下中国文学有一种“长篇沙文主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的垄断和某种“奴役”。短篇小说在“长篇沙文主义”笼罩下的基本生态是越来越边缘化。

　　作家为什么还愿意写短篇小说

　　在今天，单靠某一个作家来改变短篇小说的境遇显然是不可能的。真正值得思考的、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是，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如何看待短篇，为什么还愿意写短篇？

　　苏童从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有十来年的时间基本上以写短篇为主，长篇为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十几年，我觉得我弯一下腰，就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个短篇。我系一下鞋带，也觉得有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个短篇，就是处于那样一种疯狂的状态。我觉得那是生理性的爱好。它没有什么高尚的。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只是因为我迷恋这种文体，迷恋这种叙述。”他说，写短篇让我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每当写完一个短篇，就觉得身体非常快乐，是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刘庆邦是当今文坛短篇小说的专业户。他写了40多年，创作了近300篇短篇小说。他的体会是，短篇小说写的时间越长，反而觉得越难。“要是别的一门手艺，比如编筐、捏篓，或是做桌子、椅子，操作40年肯定非常熟练了，可能闭着眼也能把这些工艺品做好，但短篇小说创作并非如此。越写越觉得难，每写一个作品都是在挑战自己。因为对短篇小说怀着敬畏之心，所以要严阵以待。这时写的短篇会发‘紧’发‘雕’，严谨的让人看不懂。而放眼汪曾祺先生看似‘散漫’的短篇小说，更深的力量实际隐藏在内部。”

　　叶弥谈到了作家的写作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影响，以此回应刘庆邦提到的写作之“紧”。她说，自己的短篇小说陷入了“松”的状态。她的写作习惯就是松弛的，因为她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是好的小说就是玩出来的，而不是构思出来的，最佳的状态就是作者陷入情境中不能自拔。每个作家的风格不同，这种个性不需要保护和改变，作家只能顺其自然，听从内心最真诚的召唤去书写。

　　王手就中短篇小说的联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短篇不完全是一个自我享受的过程，我们会很计较、在意文本本身，计算结构、推敲语言。但是写中长篇也许就没有那么执拗的态度。短篇不一定要有很大的启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入口，由此进去才会有旖旎的风光。同时，短篇也有需要向长篇学习的地方，比如短篇不能“近视”，要有纵览全局的气概，有些地方可以松，但是方向一定要精准，否则短小的布局就不能抵达理想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