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短篇小说，老生常谈的提法是表现“生活的横截面”。凡有点文字功底的，大概都不难理解。但真要提笔创作，问起如何“横截”法，现成的答案倒是寥寥。其实这个问题已涉及写作技巧，而对于技巧，创作界可能较为淡漠。试想，写小说若像做衣柜一样，有章法可循，谈何“创作”？于是学写作者也就只能凭着感觉，信笔游走，最后能否成正果，全赖悟性高低了。西方比较文学那一套，拿来套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估计就容易抓瞎，因为那种理论动不动讲流派，讲传承，讲体系，到中国四处一看，全然是百花齐放，各自精彩，要找出某篇作品的来龙去脉、门派师承，实非易事。因为技巧这个东西，可能被不少作者弃之一隅，而如果不探求技巧，自然谈不上借鉴，何来传承和流派。

    但若说国内的短篇小说都是像抓中药，全凭感觉下手，未免言过其实。在笔者常常关注的《小说月报》上，就不时能读到技巧上刻意求工的篇章。前几期读到一篇作家杨植峰的小说《出走》，觉得作者明显作了技巧方面的谋求。该篇小说讲一名阔太太逛街回家，读到“成功人士”的老公留言，表示对事业生活厌倦，决定抛妻弃子出走。阔太太读完留言，如临世界末日，想尽办法，却无法与老公建立联系，以为他真的人间蒸发。折腾半天，至小说快收尾时，方从友人处获知，老公其实还在某个酒吧里，虽然烂醉如泥，却并未离开上海市中心半步。友人还透露一个秘密给阔太太：她老公患了精神忧郁症已有时日，只是瞒着她而已。

    小说的用意是挖苦当今趾高气扬的中产阶级一族。但笔者留意的，倒是它的技巧。小说采用独幕剧的格局，地点场景不作任何切换，时间连贯，前后不超过三小时。如果说短篇小说是反映”生活的横截面“，这倒不失为一种非常鲜明的横截方式。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场景是同一套公寓中的厨房、浴室、客厅和书房，时间跨度为三个小时左右，又要有悬念、有发展、有曲折、有解决，确实需要动一番编排故事的脑筋。

    《出走》中出场的人物有两位，即女主人公和她那匆匆赶来的女友，未出场的人物有三位：女主人公的丈夫、儿子，以及女友的丈夫。在小说开头的前五分之一篇幅里，作者就让所有人物露了面。这同样是借鉴了戏剧创作的原则。为制造这些人的露面机会，作者也算费尽了心机，动用了道具（房子、茶几上的纸条）、打电话及回忆等手段。关于人物出场的规则，小说的要求比戏剧要松动，但一般仍应让主要人物在开头部分悉数出场，并交代清人物之间的所有关系。看过一些作品，行文过了一半，突然又窜出一个关键人物。章法一乱，结构的完整性就泡汤了。

    在《出走》中，女主人公是实写，而她的丈夫则是虚写，笔者认为，其实丈夫才是小说中真正的主角。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如此处理主人公，虽然早有许多先例，仍值得带一笔，说明技巧借鉴在创作上的意义。《出走》另一出彩处，乃是它的故事进程。不仅要安排出曲折来，还要做成一张网，撒出去，收回来。之所以提到撒和收的问题，与该篇小说的时间框架有关。由于故事跨度只有三小时左右，许多事情，要在故事的主干进程中，通过倒叙、回忆、对话、电话拉扯开去，作必要的交代补充，然后再收回到进程本身。为使读者注意力不从故事主线转移，所有”撒“的动作都必须自然、隐蔽和简洁。与此同时，又要在进程中推出悬念，解决悬念，再推出新悬念，再解决新悬念。这里就要用到综合编织的能力。

    而小说最后一个悬念的解决，是整篇小说的画龙点睛处。它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形成了一个西方文评中常说的”反高潮“。在此前的描述中，作者一直突出女主人公的丈夫是个思想深邃、勤于反思、并作出了惊世骇俗之举的现代智者，岂知到头来，谜底一揭穿，不过是一个行动的侏儒，只会躲进酒吧喝个烂醉。而他在留言中的感言，也不过是忧郁症的产物而已。《出走》结局段的几百字，就是要倾力打造这一效果。它在技术上完全是欧·亨利小说的路数。

    杨植峰另有一篇短篇《看房》发表于《上海小说》，是篇鬼故事。虽然故事内容迥异，技巧处理上则基本循同样风格。笔者个人看法是，《看房》在深度广度方面较《出走》略逊，但在技巧运用方面则更纯粹。这使笔者更确信，他在短篇创作上有意追求技巧完美，并非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笔者一向以为，任何短篇作者，只要下工夫将技巧吃深吃透，作品达到七十分，应该不成问题。剩下的三十分，则有赖天分，非刻苦能及。像杨植峰一类关注技巧的作者，达到中等成绩，应该不成问题，至于能否成大器，就要看思想深度、天分和运气了。

    《出走》 作者：杨植峰   载于《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