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奶酪风”、“绘本风”、“神童风”……似曾相识的书在不同的出版社一窝蜂地出版；一边是新闻出版总署最新调查亮出的警灯：全国图书总库积压码洋达到297.5亿元！在200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中国出版论坛”上，诸多专家提议以“出版创新”手段来化解这一症结。
    中国出版研究所副所长郝振省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港湾中安逸惯了的中国出版业要学学如何去经历风浪。无论是从“扩充市场空间、加大市场份额”的经济利益出发，还是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局考虑，“创新”无疑是中国出版业这艘航船最稳健的大舵和最有力的螺旋桨。
    但现在让郝振省担忧的是，出版社不是意识不到“出版创新”的重要性，而是在理解“创新”二字上出现了偏差。他告诉记者：“创新必须求新求异，但求新求异不等于创新。现在不少出版社认为，只要做到与众不同，图书就会有销路。其实，对图书有‘生杀’权的唯有市场。一味求新求异，但读者不认可；或者一看某一类图书有市场，马上就跟进，看起来是快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把握住市场。”郝振省建议出版社在择取选题之前，必须先对市场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并结合自身的资金运作、管理体制等特色，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案，绝不可以拍脑袋、想当然。
    曾成功策划《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经理张晶义说：“‘创新’讲求‘快’，但‘快’要‘快’得得法。一册书，一般需要经过3至5道校对关。但对于《富爸爸、穷爸爸》这样的书，我们减少了校对关，因为它是时尚类书籍，必须抢时间以觅得先机；可对于我们正在编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打算设8道校对关甚至更多，因为它是学术类书籍，严谨才是最强劲的竞争砝码。”
    而“创新”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如何培养出版人才”成了论坛上专家的共同话题。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阎晓宏说：“各家出版社应该花大力气研究用人制度的创新，经营管理要有利于激发人的才能。”张晶义大刀阔斧地建设优秀出版团队的做法更是令人惊讶和佩服：“去年我们花100万元办了4期培训班。还从北大、清华等大学新聘了十多名研究生来顶替思想老化的编辑技术人员。我自己也在念MBA，昨天学的东西今天就拿来用。”
    如何推动出版创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不可小觑。阎晓宏说：“政府可以就重复出版等问题制订相关政策，让中国出版业朝着有利于创新的轨道发展；还可以建设一些公共信息平台，及时为出版社提供决策依据；再组织一批读书界老前辈开展广泛的读书、评书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这就为好书顺畅地进入流通渠道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