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今年初，古装电视连续剧《太平年》热播，将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五代十国历史推向大众，天下治乱及乱世人物的评说，引出许多话题。我十一年前为新点校本两《五代史》出版，谈五代社会转型的文章《五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五代十国之我见》（刊《文汇报》2015年6月6日《文汇学人》），也被多家微信公众号转载，有的干脆以《陈尚君谈〈太平年〉》为题。此后，多家刊物报纸曾来电做过专访。4月6日，上海图书馆东馆邀请我作了“典籍里看五代十国的历史真相”为题的讲座。比较有趣的是，这次讲座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我看了《太平年》后的新作，逼得我开讲之初马上澄清，一是我至今没有看过《太平年》，电视剧实在太长，基本史实我都了解，今人加以艺术改写编造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意义。这里没有任何贬低编剧或演职人员的意思，其实许多年前，《三国演义》热播时，导演意气风发地说，今后你们要了解三国历史，看我们的电视剧就够了，也是某种误认。二是那篇文章是十一年前所写，我查了一下自存的文稿，原题是《纷乱中的秩序回环中的变动——五代十国之我见》，编辑改后当然更加醒目集中了。当然，十多年前的文章，还能契合目下的文化热点，在我还是有些高兴，甚至有些得意。当然，我之所谈，也仅从文献出发，没有可能牵合现在的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先生建议我将历年所写有关五代十国的相对通俗的文章结集成书，提供了几个书名供我选择。最后定下的书名，虽有蹭流量的嫌疑，但也可以理解为太平兴国（976—984）以前百年的世事与诗歌，不算太离谱吧。

  那么，我所谈五代十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文学活动的依据是什么呢？我想稍微回顾一下我个人的学术发展道路。

  从学历说，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1977年3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78年9月起随朱东润先生研读唐宋文学）。在这以前，仅有一年初中经历。这样说，不是有什么得意，只是要说明我是以介于自学与科班之间的经历，开始学术道路。科班的好处是学科分明，专业杰出，训练系统，谨守规矩。自学的好处是兴趣强烈，浩无涯岸，缺点也是这两句，因为兴趣强烈而什么书都读，因为浩无涯岸而什么都懂一些，什么都仅及皮毛。将这两者结合，又恰好在复旦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工作了近五十年，耳濡目染，逐渐体悟学术的精神与追求，逐渐接近前沿的学术与目标，也在大河奔流的时代巨变和日新月异的学海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坦白地说，我是很胆怯的人，也不算太聪明，加上时代赋予我在最需要学习的时候嬉玩了三年，务农了八年，起步定位很低，只敢做自己能看懂的工作。这样从唐诗文献起步，进而做唐诗与唐文的辑佚，做唐五代史籍的校订，进而作全部唐诗的董理。这些工作都很基础，学界评价差异很大，我努力希望承续传统，希望吸取学界前沿的成就，开拓具有国际意义的眼光，机缘也较多眷顾于我，得到一些成绩，获得一些承认。对我来说，学术是全方位的，没有学科的畛域，认识是从文本阅读中获得，绝不盲从任何的权威结论。中国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在谨守自己治学范围之余，努力阅读海内外的一切研究成绩。怀抱着这样的认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对五代十国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因为曾编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认识到五代史官制度完整，以及对已经亡逸的“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宋初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认识，确信两《五代史》依据的是包括梁至宋初修的十一部实录，后唐修的三种《纪年录》，梁修的《编遗录》，以及梁、唐的两种功臣传，共十七部书（用辅仁大学郭武雄教授说）。这些史书虽亡，但靠《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不同目标的编录与改写，得以主体存留。三十年前辑校《旧五代史》，采取了会辑《薛史》、附存实录的体例，逐年逐日、逐朝逐人编录文献，努力还原历史的本貌。近年另有新辑本，采据为古人作年谱长编的方式，实在不足为训。

  其二，本人学术起步的工作是唐诗辨误与辑佚，兼考诗人事迹，进而涉及唐文的考订和辑佚。诗文如果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当然有优劣之分，辑佚所得少有名篇，也是事实。如果作为历史文本来说，则唐五代诗包含了唐代社会各种层次的人物生存状态、人际交往和内心感受的记录，唐文更包括诏敕奏议，涉及国政方略，包括著述建设、信仰礼仪，也包括家族传承、人事兴废、人生感慨、迎生送往，与史书之以后代叙述前事，更具现场感与直接性。而所有唐五代诗文的编录和考订，更有赖于对唐五代三百六十年间所有人事与著述的熟悉与甄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