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人文学科越来越难以满足大学学科建制的外部要求。社会文化历史学家乔·莫兰在《跨学科》这本著作中指出，这些外部要求就是政府与企业对大学建制中的学科的外部认可，“承认它们是一种未来职业形式......它们为人们将来从事需要特殊专业知识的职业做好准备, 并通过颁发学历证书来为这些新职业提供合法地位。”众所周知，人文学科，比如哲学，其对应的职业形式是不明朗的。一张哲学专业的文凭，可能可以进入任何职业，也可能任何职业也进入不了。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是否提供“特殊专业知识”这一点极不清楚，因此，它在大学建制中总是处于尴尬的位置。把人文主义的内容拆分进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下，企图生产出特殊的专业知识，这也许是“对无法实现的确定性的错误追求”。

  这里想提示的线索是，思考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形态必须触及人文学科与大学建制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到底能不能以某种新的形式来承载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的传播：流量直播时代
  吕克·费希认为，第一次人文主义留下了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世界”，就是讲求生产、效率、手段、竞争以及人文主义蓝图模糊不清的世界。其中，他特别提到“现代媒体”：“他们是服务于这个技术世界的，因为他们按照收视率的逻辑而运作。他们崇拜速度，讲求信息的快速传播，然而事实是，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却逐渐丧失了，大家仅仅是为了交流而交流。对于一家电视台或报社的老板来说，绝不能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落败，必须与作为标杆的竞争对手（其他电视台或报社）抗衡，奋力争夺市场。在此，收视率的逻辑已成为世界的逻辑，无论是在被阅读、被倾听还是被认可的意义上。”

  仅仅十年，电视或报纸几乎已无人问津。我们进入了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短视频-流量直播时代。流量的逻辑代替收视率的逻辑，成为世界的逻辑。无论是在“被阅读”“被倾听”还是“被认可”的意义上，我们似乎对信息拥有史无前例的处置“自由”。自媒体人、视频博主、网络播客成为新的职业形式。每个人都是“信息人”。无疑，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样的自媒体时代能够更方便、更广泛地传播人文主义的内容和精神，然而大家实际的观察是，这并未真正发生。吕克·费希在其倡导的第二次人文主义中提及“扩展的思想”，即我们不能画地为牢，要学会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许人施于人”。自媒体时代反倒让“画地为牢”获得了更自然的辩护。

  此外，我们刚才提到，吕克·费希认为信息在快速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在流量直播时代，问题会再一次呈现：信息可以瞬时传播（如直播），但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这里并没有指控自媒体时代缺乏精心制作的高质量内容，实际上，我们在各大网络直播平台可以选择十分丰富的有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节目。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些节目无疑还是传统的生产模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制作采编程序来建构信息内容。换言之，信息内容之所以成立，本身需要让这一程序与受众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同时，信息传播者与受众是角色分明的。比如，小王思来想去，准备好措辞和时机，告诉你“小张恋爱了”，让“小张恋爱了”成为一条“信息”的前提是，你没在现场，没在能够确认小张恋爱的那个局面里。

  流量直播时代事情变了，这些“思来想去”的程序可以通通抹去，“直播”变成“直通”，“现场”变成“在场”。当所有人都“在场”一个局面（想象诸多直播名场面，上百万人同时在一个直播间），这一局面的内容是什么就变成了问题。因为我们不需要“内容”了，都在这个局面里，整个局面赤裸裸被看见。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内容消失了，“在场”即一切。信息即是我们，我们即是信息。主播与受众没有明晰的角色界限，终端之间的信息传递变成终端的互为在场。

  这里想提示的线索是，思考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形态必须触及当下的信息传播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到底要如何传播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的回归：人工智能里的人
  在对本书的修订中，我几乎同意人工智能的90%的修改建议。只是我需要结合自己的文字感觉以及对上下文的理解来重新组织语言。实际上，对于有人工智能体使用经验的人来说，只要输入更为具体的要求，它就会输出更接近需求的结果。从字面上看，优秀人工智能体替代人类翻译人文著作不是一件遥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