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spiritualitéla?que”，汉语可译成“此岸的精神性”，“在世的精神性”或者“世俗的精神性”，当然您也许有更好的译法。费希在《最美的哲学史》里告诉读者，这种精神性，就是必有一死的我们对“什么是好生活”的追问，这也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

  好生活的问题切中生死，于是，哲学与道德毫无关联。道德模范不会起死回生，每一处生活节点的欢愉，困顿，无聊，贫瘠时常没有回旋余地，无论你是好人坏人，你与人为善或者处处行恶，每个人都会被祝福“入土为安”，无一幸免。

  “我们可以做一个好人，身上缝满美德口袋，然后无聊至死！每个夜晚，在同一张床上，拥有同一个女人或者同一个男人；每个白天，在办公室或者工厂，看到那些同样的身躯上挂着同样的面孔。长此以往，这些将变得出奇的无聊乏味。面对循规蹈矩的空虚，面对‘地铁-工作-睡觉’的生活境况，有谁不会像兰波一样去想‘真正的生活在别处’？有谁从未梦想过另一种存在方式：另一个国家，不同的爱人，像茜茜公主一样，扬帆周游世界，在岛屿间跋涉冒险等等？”

  好生活的问题也拒绝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回应。神，上帝，最高指示，它们无一例外地鼓动屈服和顺从，我们也许足以藉此安全的活着，只要把现世交给领袖，将来生诉诸天堂。如果说哲学需要抵抗斗争些什么的话，恰是这种生时白骨，死时白骨的存在状态。费希在撇开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之后，说道：

  “我们需要为生活赋予有价值的意义，为生活赋予死亡也摧毁不尽的意义，尽管我们没法避免生活的意外和偶然。哲学试图界定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那些条件和方法，然而这种哲学努力并不诉诸于上帝或者信仰，它展现的完全是人类自身的能力：理性，思想和清晰的头脑。”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费希和他的伙伴卡佩里耶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回顾了他们眼中的哲学史。与其他哲学史不同，这部哲学史紧紧围绕着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何为好生活的问题。您首先在古典时代里看到，希腊神话如何用“宇宙和谐秩序”的观念，来规范和定位人类自身，并以此让我们知道，获得好生活，超越必有一死的命运，就在于对这一秩序的坚定和持守。您还会看到，在古典时代，柏拉图的真理观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科学”思想试图把好生活奠基在贵族政制之上。其次，哲学当然要抵制宗教的霸权，然而中世纪的宗教还有另外一面，费希强调的这一面，最终使人的自然本性与严苛的教会律法因爱相和。在这个时代，虽然“爱”只是“上帝之爱”，然而，在对好生活的思索之中，人们毕竟有了爱的概念。再次，人文主义时代的辉煌毋庸赘述，这里有米兰德拉，康德，黑格尔的洞见，也有整个时代对启蒙思想和普遍主义的反省和批判。“好生活”的问题变成了“每个人的好生活”的问题，这首先意味着个体从不同形式的整体主义或者集体主义里的觉醒和突破。那些崇尚整体主义的大陆，“人并不被看作一个独立于故土乡情的个体”，因而“每个人的好生活”在那里并不存在。继人文主义的昌兴之后，我们当然不会错过法国人费希对解构时代的兴趣。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在这些哲学家眼里，现代人类只活在表象世界和技术世界里，过着一种没有强度的生活，并且沉浸在小资产阶级幸福（lepetitbonheur）之中。这些哲学家要揭露的，正是现代人类对生活本相的无知和故意无知。费希把自己的答案视为哲学的第五个时代：“爱的哲学”。只有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体，爱才有存在的可能。这意味着，“只要你愿意”（彰显个体的基本表达式），你并不需要通过买一套（或者两套）房子来爱，你可以通过不结婚来爱，你就只是爱那个人本身。这样的爱才能被真诚的传达。费希由“可传达的爱”推理出一种“扩展的思想”，后者让每一个人的爱和思想传达至每一个人。因此，他提出“己所不欲，勿许人施于人”。举例来说，作为医生，你不能忍受陈仲伟大夫被砍死，你并不希望以后免于悲剧的仅仅是自己，同样你能事实上站出来，抵抗任何大夫受到迫害。进一步，这种爱的哲学，在追求智慧和好政治的路上，也有重要的意义。费希最后说：“……爱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地方’，而只有到了这些地方，一个人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一个人才会成为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