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是一部漫长而波澜壮阔的史诗，始于古典时代，延续至今。由法国著名哲学家吕克·费希与克劳德·卡佩里耶联手撰写的《最美的哲学史》，以对话式的轻盈笔触，褪去学术的厚重枷锁，让哲学回归其本源面目。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15年首次出版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11年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此次推出的最新版中，译者胡扬对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下文选自新版新增的译后记。


《最美的哲学史》
【法】吕克·费希
【法】克劳德·卡佩里耶 著
胡扬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面对人类与人工智能日益彼此深入，我们到底信什么？吕克·费希与克劳德·卡佩里耶的《最美的哲学史》不具备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背景，这本书的法文原版问世时（2014年），人工智能的冲击力并未像今天这样直白。不过，如同所有哲学史著作，该书一览人类两千多年积累的重大观念成果，这些观念围绕着一个在我看来是“向所有问题提出的问题”：若问“我们到底信什么？”，那么“我们”到底是谁？“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贯穿人类的所有始终。它是人文主义的底色。

  《最美的哲学史》围绕人文主义展开。它描述了两次人文主义及其重要的准备阶段。

  第一次人文主义发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个体获得确立，理性、自由、科学、进步这些观念是认识自己（或“自我”）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们希望由人类自己来寻找恒常真理。在此之前，古希腊虽然最早提出“认识你自己”，然而“自己”却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吸收在宇宙和谐秩序里并持守一个位置，因此，认识自己相当于认识世界。基督教信仰唤醒个体的灵与肉，个体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得以彰显，在吕克·费希看来，这是迈向第一次人文主义的重要方面。

  第二次人文主义代表作者的期待，即爱的智慧。它是博爱和同情的人文主义，面向未来和子孙后代，拥抱“世界主义”，强调风险社会下的内省实践。它的准备阶段便是解构第一次人文主义。理性文明的傲慢与对科学技术的膜拜最终让第一次人文主义导向种族、殖民主义，人的物化以及诸多生态困局。通过叔本华、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第一次人文主义留下的“技术世界”被拆解，人类“存在状况”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饶有趣味的是一处细节，吕克·费希提到：“当我们的手机越来越智能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越来越自由和幸福了吗？”

  全书的精彩之处交由读者去发现。我借此提出一个问题。若接受《最美的哲学史》刻画的第二次人文主义，那么，第三次人文主义是否还会发生，其准备阶段是否已经到来？我不知道答案，但也许可以提供三条思考线索。

人文主义的生产：人文学科与大学建制
  说“人文主义的生产”，听上去好像就不那么人文主义。这却反映一个当代现实：对人文主义的大多数研究、书写、讨论和教授已经是专门化的工作，并主要承载于大学建制中的人文学科。于是，关于人文主义的严肃内容往往来自学术生产。比较奇怪的是，我们一直呼唤人文主义，却同时唱衰人文学科。近些年，人文学科被“下课”的消息不绝于耳。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2023年为应对4500万财政赤字取消多门人文学科课程，并裁掉143名教职员工；马丽蒙特大学、密苏里西部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也都有压缩人文学科办学规模缓解财政压力的举措。大西洋的另一面，英国的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艺术大学、坎特伯雷基督教大学等高校在教育市场化压力下不断缩减艺术与人文课程。“呼唤人文主义”与“缩减人文学科”之间的张力，究其原因也是显然的：当人文主义的事业以学科形式进入大学建制并开始依托学术部门，事关每个人的根本问题就变成了事关一部分人的学术问题。

  一方面，学术精英往往乐见于将人文学科视作远离大众趣味的专业学术。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曾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关停一些普通大学的哲学系，她希望牛津大学的著名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给她背书。达米特直言拒绝了，其理由是，哲学是严肃且高度技术性的学科，应该在一定级别的高校教授，在剑桥、牛津和伦敦学院之外的边缘性大学教授哲学是错误的。斯特劳森也不支持米奇利，在他看来，哲学立于自身的学科价值，若将哲学立于社会价值，则是对哲学的降格。即使当代有学院哲学家走出来，向大众倡导哲学，人数也是极少的。达米特与斯特劳森的观点看似极端，但也很难说如今沉默的学术精英们没有类似之见。原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应该是向大众敞开，提供人文主义的养分，而面对人文学者的高傲态度，人们在感情上自然会产生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