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多博纳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罗马皇帝分别是图密善、图拉真、奥勒留以及普罗布斯。图密善用一千精干的“不列颠尼亚骑兵”加强了当地驻军，为打赢达契亚战争增添了砝码。图拉真则加固了文多博纳驻军营地的外墙，使之达到了宽2米、高6米的巨大规模。普罗布斯据说是第一个将葡萄栽培技术引入维也纳的人，虽然有证据显示，凯尔特人此前已经知道如何酿造葡萄酒了。因此，这个传说似乎多少带着一点“帝国干预”的高高在上的意味，但对于维也纳的经济发展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普罗布斯的统治时期，重商主义的氛围十分浓厚，意大利享有葡萄酒的生产和出口特权；换言之，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非意大利地区一律禁止生产葡萄酒。向来对农业很感兴趣的普罗布斯则取消了这项禁令，以刺激不列颠尼亚（英国）、西班牙、高卢和潘诺尼亚的经济发展。普罗布斯甚至还派出自己的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就帮着百姓开垦葡萄园。这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卓有成效，也为普罗布斯在维也纳赢得了良好的名声。感激的市民以皇帝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即位于圣城的普罗布斯巷，那里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葡萄酒产区之一。普罗布斯虽然获得了维也纳百姓的爱戴，却也因为葡萄酒的缘故丢了性命：他命军队开垦土地、栽种灌溉，这种辛苦的劳作引发了惯于闲散的士兵的不满，普罗布斯最终在萨瓦河畔湿地被手下杀害。不过，他惨遭背叛的原因可能不只士兵心怀不满这样简单。打破意大利人对葡萄酒产业的垄断优势（以及允许蛮族在帝国边界安居的做法）为普罗布斯树立了不少敌人，也就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想取他的性命。

一座城市的今生
  从理论上讲，当维也纳人在1857年奉命拆除内城的军事堡垒，又沿外城铺设优雅的林荫道（环城大道），在上面竖起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时，维也纳就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还是从像本佐村的教区教堂——圣雅各堂——这样的微观层面上来看，维也纳都依然保留了它曾作为乡村的那种品质。尽管如今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但好几代人在同一街区生活，祖祖辈辈不曾稍离原地一步的现象在维也纳屡见不鲜。实际上，所谓的“大维也纳”就是远郊和近郊的集合体。远郊位于环城大道之外，近郊则位于环带路和环城大道之间。而维也纳的内城指的是市中心的老城区，也是游客必然会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维也纳人要购物或外出就餐时，会说“我要进城一趟”。这听起来像是从外省出发直到市区的漫长旅程，但其实维也纳人所指的“进城”不过是从近郊或远郊的某个地方坐电车（又或是地铁）到达内城的目的地，通常只需一刻钟的时间而已。

  这或许也是维也纳之所以魅力十足的原因吧。因为它把属于乡村的那种亲密感（有时也是幽闭感）和国际大都市的气派以及野心结合在了一起。许多个世纪以来，维也纳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行宫的所在地。正是由于王朝成员的决定以及贵族的跟风，才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庞大的霍夫堡皇宫以及那么多雄伟的宫殿。而和宣扬个人政绩或军事成就的亲王不同，与哈布斯堡王朝时有龃龉的同盟——天主教会——则把高高耸立的建筑和这些建筑所代表的荣耀归给了上帝。如此看来，维也纳的雄壮和优雅将始终与私密还有家常并存，正如大多数维也纳人所共享的品位那样。所以当你离开内城某座奢华的巴洛克教堂（没准是耶稣会教堂）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狭窄的街道，那上面有古玩店、近乎寒酸的维也纳小吃店、三两间外墙已经褪色的咖啡馆……这种华丽和简朴兼而有之的矛盾组合使维也纳的外部格局以及内在精神呈现出极其特殊的风味。

城市的辉煌总是因为这里的人
  不论是在维也纳的文坛也好，抑或在咖啡馆也罢，“青年维也纳”与“克劳斯派”之间确实存在着直截了当的对立，但这两个文学团体又都以表现“爱欲与死亡”为己任，尽管他们处理这同一主题的方式非常不同。自由主义政权虽然日渐瓦解，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都市人追求的那种舒适感依旧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象牙塔里的文艺工作者才有条件做自我反思、追逐极端的感官体验、运用带着颓废的（乃至虚无的）象征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这些都是20世纪初维也纳的艺术作品最典型的标志。卡尔·休斯克也因此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对相关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当代维也纳，日益被边缘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文化’为手段来替代‘政治’。”休斯克的分析鞭辟入里，应当说，《世纪末的维也纳》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对维也纳人以及维也纳文化的理解。正如休斯克所说，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为无法凭借其个人财富与能力直接对政坛施加影响（至少他们以为自己本应在政坛呼风唤雨），便转而开始谋求在自由职业、艺术、医学与科学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