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接班人”当中有许多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主要是“青年维也纳”的成员），这一时期最如雷贯耳的一连串名字也能证明这一点，譬如阿图尔·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诺德·勋伯格、西奥多·赫茨尔、彼得·阿尔滕贝格、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埃贡·弗里德尔、奥托·魏宁格，等等。或许由于犹太人自古对视觉图像的不信任，从事视觉艺术的基本上都不是犹太人，例如以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为首的“维也纳分离派”。作为“青年维也纳”文学运动的领袖，赫尔曼·巴尔虽非犹太人，但该团体多数作家皆具犹太血统。分离派的首席建筑师奥托·瓦格纳同样不是犹太人，但作为维也纳城市规划部门的负责人，瓦格纳极具影响力，他对分离派艺术家的鼎力支持为后者在维也纳的艺术界站稳脚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最有趣的一点是，所有这些人（无论是犹太人与否）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特色鲜明的个体。所以也只有在分离派及其应用艺术的分支“维也纳工坊”中，才能观察到作品中存在的极为有限的相似性，可惜哪怕是分离派也很快分裂成了“克里姆特派”以及“反克里姆特派”。

  不过，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赞同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的观点。他们更喜欢强调世纪之交时维也纳文化的特殊性，亦即所谓的“犹太人现象”。对此，茨威格是这样总结的：“不论是谁，若他想在维也纳推广什么新事物，或是身为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想获得维也纳人的关注与赞赏，都必须仰仗维也纳当地的犹太资产阶级。”但现实与茨威格等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促进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发展的最大因素可不是“犹太资产阶级”，而是反犹的、主张地方保护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这股力量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上掀起了艺术活动的热潮，且当局并未加以阻止。统治者们显然认为，允许并且安抚帝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最明智、最有利于政治安定的做法。可奥地利的情况毕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属地有所不同，尤其是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维也纳。在这里，当权者必须因地制宜，承认独具特色且以犹太资产阶级为首的维也纳文化是“将各民族捆扎在一起的那股绳”。这种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维也纳分离派哪怕“离经叛道”，且向来被保守派视为心头大患，却依然在1897年获得了帝国的支持——只因在当权者的眼中，维也纳分离派代表的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之分的”、具有整体性的“奥地利”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