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的边陲哨站到哈布斯堡王朝恢宏的巴洛克都城，维也纳的命运在存续与扩张间不断摇摆。至19世纪末，它已成为幅员辽阔的奥匈帝国的西部首都，而20世纪却令其沦陷为失去经济腹地的畸形孤岛。

  历经不光彩的纳粹插曲后，维也纳于1955年摆脱四国占领状态，开始了漫长复兴之路，终成今日这座拥有170万人口的繁荣文明之都。

  即便作为大都市，维也纳始终保留着亲密感，时而也透出思想与精神的逼仄。这座“村落”始终是创造力的熔炉——从哈布斯堡王朝与贵族庇护下璀璨的音乐艺术，到弗洛伊德所处世纪末社会里欲望涌动的温床，既闪耀着智慧光芒，又充满了矛盾性。在帝国时期持续吸纳新鲜血液，如今又汇聚前帝国疆域及更远地域的人才，维也纳既融合又抗拒着外来文化影响，最终塑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质。

  今天，小艺给大家带来《维也纳：复杂而迷人的文化史》的文摘。


《维也纳：复杂而迷人的文化史》
[奥]尼古拉斯·帕森斯 著
金天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维也纳人不能算是

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我住的维也纳公寓是一幢普普通通的民宅，对面是一排晚期巴洛克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矮房。有“奥地利的佩夫斯纳（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德－英艺术史学家、建筑历史学家，受德希奥的启发，编纂有46卷《佩夫斯纳建筑指南》）”之称的艺术史学家德希奥一丝不苟地记下了我们这幢公寓的设计师、它的建造年份（1910年）以及风格（“分离派”）。

  从我住的这幢楼可以俯瞰街对面低矮的房屋，屋顶上有着一排排烟囱，而就连那烟囱都显得如此之美。我们的公寓楼所在的这条街原先是本佐村（维也纳第十四区）的西面边界，它和曾是主干道的本佐村大街汇合，然后拐了个弯。拐弯的地方立着一尊经过精心修复的圣母怜子像（又称圣殇像，描绘圣母玛利亚怀抱被钉死的耶稣时悲痛的情形），是巴洛克风格的，上面刻有“1632年”的字样。你如果经过这个拐角，应当不太会留意到这尊圣母怜子像，因为类似的雕塑在维也纳随处可见。如果你朝反方向走，很快会看到一根颇显神秘的八角形石柱，通体白色，柱顶安着开放式的石灯笼。石柱的外立面刻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浮雕，是晚期哥特式的。

  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妙的隐喻：你看啊，街道的北面立着十字架，南面立着圣母怜子像，当中住着我和许许多多的维也纳人，就好像这座城市以及城里的人是介于十字架和圣母怜子像之间的某种存在。所以在我的眼中，维也纳一方面擎着基督替世人受难的符号，它象征着苦痛，并且它的含义众所周知。另一方面，维也纳也毫不回避至亲哀悼这种苦痛的画面，它虽敞露在人前，可又是全然隐秘的。这用来形容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它同时是“普世”以及“私密”的，它既是日不落帝国（指哈布斯堡王朝，有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分支，故而除维也纳以外，它的另一“首都”位于马德里）的两个首都之一，又始终保持着相当顽固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自我。因此，维也纳人虽然是帝国的臣民，但几乎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这根神秘的八角柱立在斑马线的旁边，最多引来司机和行人匆匆的一瞥。几年前，纪念碑保护办公室派了两名专家前来，对柱子进行了细致的修复，花去了整整三周的时间。当年的德希奥在他的《德意志艺术史手册》里是这样解释的：“这根‘灯柱’位于圣雅各教区教堂的旧公墓边上（公墓在1854年弃置不用了），它那小小的会幕（指曾有蜡烛燃烧着的柱顶石灯笼）里曾有长明火熠熠燃烧，以纪念挚爱之人的离世。”实际上，这根柱子并不见得有多漂亮，现在也当然早已没有火光在其中跃动了。即便如此，德希奥笔下的这根灯柱仍不失为对过去的一种怀念，是浪漫的，甚至令人愉悦的。曾为逝者点亮的烛光熄灭了，如今只余白色的灯柱本身，哪怕微不足道，也依旧是对这座城市及城中之人得以幸存的庆贺。这根灯柱曾具有实际的功能和重要的象征意义。现在，它顶多是这功能和象征的影子而已。

  从更大一点的层面上来说，维也纳和这根灯柱何其相似。它也曾是守护基督教传统的坚固堡垒和重要象征，为中欧世界抵挡伊斯兰大军的入侵做出过贡献。后来的维也纳则是基督教资本家和西方自由派人士的前哨站，它留下的那些记忆被织进了维也纳人的日常生活。维也纳因此才对自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让人保存了下来，倍加珍惜，就像纪念碑保护办公室要满怀爱心地修复这根灯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