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雅各堂见证着

维也纳的沧桑历史和信仰
  穿过灯柱旁的斑马线，对面就是圣雅各堂了。它是典型的重叠抄本式的建筑，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改建，也反映了维也纳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圣雅各堂始建于1267年，当时附属于圣斯德望堂（也就是后来维也纳的地标—圣斯德望主教座堂），但是在1683年土耳其的围攻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称，堂中至今还藏有当年的土耳其大军在城外搭设的帐篷的残片。1758年至1759年间，擅长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大师吉尔对教堂做了大修。然而，在1805年和1809年的法军占领时期，它再次遭受了破坏，教堂的塔楼也在“二战”结束时着了火。但圣雅各堂依旧屹立在那里，鲜活地见证着维也纳的沧桑历史和人民存续至今的信仰。

  本佐村也依然在那里。如今，它的两条主干道都是繁忙的交通枢纽了，公交车也不时会途经此地。但是在1840年的地图上，本佐还只是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它的西面、北面和东北方向都被草场和葡萄园密密包围着。它的南面流淌着维也纳河，河对岸便是宽广的美泉宫皇家花园和与本佐村遥遥相望的海里村（维也纳第十三区）。而无论是美泉宫还是海里村，从我的公寓楼步行约七分钟就可到达。

  从理论上讲，当维也纳人在1857年奉命拆除内城的军事堡垒，又沿外城铺设优雅的林荫道（环城大道），在上面竖起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时，维也纳就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单论维也纳的政治生态也好，或者它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也罢），还是从像本佐村的教区教堂——圣雅各堂——这样的微观层面上来看，维也纳都依然保留了它曾作为乡村的那种品质。

  尽管如今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但好几代人在同一街区生活，祖祖辈辈不曾稍离原地一步的现象在维也纳屡见不鲜。实际上，所谓的“大维也纳”就是远郊和近郊的集合体。远郊位于环城大道之外，近郊则位于环带路和环城大道之间。而维也纳的内城指的是市中心的老城区，也是游客必然会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维也纳人要购物或外出就餐时，会说“我要进城一趟”。这听起来像是从外省出发直到市区的漫长旅程，但其实维也纳人所指的“进城”不过是从近郊或远郊的某个地方坐电车（又或是地铁）到达内城的目的地，通常只需一刻钟的时间而已。

维也纳的雄壮和优雅

与私密还有家常并存
  这或许也是维也纳之所以魅力十足的原因吧。因为它把属于乡村的那种亲密感（有时也是幽闭感）和国际大都市的气派以及野心结合在了一起。许多个世纪以来，维也纳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行宫的所在地。正是由于王朝成员的决定以及贵族的跟风，才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庞大的霍夫堡皇宫以及那么多雄伟的宫殿。而和宣扬个人政绩或军事成就的亲王不同，与哈布斯堡王朝时有龃龉的同盟——天主教会——则把高高耸立的建筑和这些建筑所代表的荣耀归给了上帝。

  如此看来，维也纳的雄壮和优雅将始终与私密还有家常并存，正如大多数维也纳人所共享的品位那样。所以当你离开内城某座奢华的巴洛克教堂（没准是耶稣会教堂）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狭窄的街道，那上面有古玩店、近乎寒酸的维也纳小吃店、三两间外墙已经褪色的咖啡馆……这种华丽和简朴兼而有之的矛盾组合使维也纳的外部格局以及内在精神呈现出极其特殊的风味。作家埃贡·弗里德尔便在《剧院之城》一文中捕捉到了维也纳的这种味道。他如此写道：

  哈布斯堡王朝最鲜明的特征便是这群王公贵族实在不懂现实为何物。……他们以为世界应当臣服在他们的意志之下，而不是恰好反过来。所以他们也只能利用那些没有自主意识的人，由此催生了这个唯唯诺诺的“枢密院（1527年，斐迪南一世重组中央机构，在维也纳宫廷创建了枢密院，成为处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之国”。随后，他们又引入了“巴洛克”的概念。所谓的巴洛克是对世俗观念的双重反转，因为它首先否定了这个世界，说它不过是梦境。但与此同时，巴洛克又承认梦境才是唯一的现实，等于间接肯定了这个世界。所以巴洛克实在是最最世俗的哲学，它以“世界只是梦境”为由，逃避一切问责，这也导致了维也纳人既抽离生活又热爱生活，既极度温驯又自高自大，既无比敬虔又耽于享乐的古怪性格。

  首都、农村、民族大熔炉、天才辈出的福地、沾沾自喜又奉行庸俗主义的偏郊、“世界毁灭的实验室”（卡尔·克劳斯语）、敬虔者的绿洲、种族仇恨的温床、剧院之城、音乐之城、享乐之城、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之城、貌似和蔼可亲的实用主义者之城、吊儿郎当之城、痴迷官僚主义之城—这些只是世代固化下来的、人们对维也纳的一部分看法。尽管所有的这些特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可能是对的，但它们不可能同时或者自始至终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