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深植于心的创作自觉，使得《孩子剧团》自然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经典的“个人—家国”叙事范式。作品以儿童群体为独特镜像，展现出稚嫩的个体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大潮中的艰难抉择与拔节成长。在中共地下党员吴新稼的领导下，20多名8至19岁的青少年，基于共同的抗日诉求，自发组建起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成员从破碎山河的不同角落聚拢而来，他们中间包括流亡的难民儿童、战争孤儿及中断学业的学生等不同群体。剧团成立后，孩子们通过街头剧演出、救亡歌曲传唱，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一面旗帜。街头巷尾、码头车站成了他们的舞台。“街头剧”这种贴近市井的形式，是他们投掷向黑暗的锐利武器。孩子们自己本身就是民族危机、国仇家恨的具象，他们的演出行为本身也因此超越了虚构的表演，成为最真实的战斗与抗争的行为展示。当民众一起思考“国家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候，孩子们的战斗也就延伸为“我们一起的战斗”、全民的抗争。泪水与怒火汇成了共同的呐喊。吴新稼在与小林交谈中这样表达：

  “我们要凭着几十颗幼小却火热的心，去呼唤民族胜利的曙光，去把握抗战的需要与可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柔弱的小草一样，像风雨中的微光一样，不顾一切冲进这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放射出我们些微的光芒！”

  这番心底的剖白，坦陈了个体的脆弱，强调了群体的凝聚力，保持着对民族胜利的坚定信念，这就是在认清现实苦难后依然选择燃烧生命的勇气。“幼小却火热的心”，其力量正源于“幼小”与“火热”这看似矛盾的结合中，恰恰是文本中家国叙事的核心张力。孩子们的身体还在成长，精神却已完成了从“个体”到“民族”的跃迁。他们把个人的创伤记忆逐渐转化为集体的救亡努力，化作救亡烽火中一声声不屈的呐喊，用实际行动回答了“青春何为”的人生追问。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起一种“个体—群体”精神同构、感情共生的关系。少年们在炮火中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与自由的战斗，他们在唤醒同胞的同时，也点燃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更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书中少年们将自己比作“柔弱的小草”“风雨中的微光”，他们无意触碰到了生命的真理：最坚韧的力量，往往来自最平凡的生命；最持久的抵抗，永远扎根于最深厚的土地。真正支撑民族存续、山河不倒的，从来不是云端孤悬的少数“英雄”，而是在风暴中倔强蔓延的生生不息。

  站在今天，重新回望《孩子剧团》里的童年故事，我们会发现，徐鲁笔下的孩子剧团成员，一方面他们本是战争创伤的受害者，是一个个孤独蜷缩的悲怆个体，他们的童年被炮火撕成飘零的碎片；另一方面，当这些少年聚集在“抗战”旗帜下，他们突然迸发出惊人的爆发力，至此个体的创伤叙事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民族的苦难、抗争产生了共振。这种双重身份的缠绕，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映照双生的镜像关系，让创伤的具身性与抗争的精神性相互交织。它一面是战争暴戾的显影，让我们珍视和平，另一面则折射精神觉醒的辉光，让我们坚信光明。“幼小的躯体”与“浩荡的民族”在此形成奇异的共生体。孩子们的创伤，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共同伤口。他们以戏剧为枪、歌声为旗的抗争，则化作民族精神集体觉醒的微缩史诗。书中街头演出《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中游击队员的这段台词，复刻了战火中孩子的眼泪、愤怒与倔强：

  “你们以为我们中国人是好欺侮的吗？抬起头来看看，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败你们！连我们的孩子都参加抗战了。我们的神圣土地，就是埋葬你们侵略者的坟墓。”

  孩子们在街头扮演游击队员时，他们用戏剧参与了历史。我们发现，他们扮演的是双重角色：戏里是浴血奋战的抗争者，戏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表演者”，用单薄的身躯高声疾呼。这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了两者的互文关系，“我们”与“我们的孩子”的身份重叠起来。这种用生命演绎角色的未经雕琢的真实，使这段台词获得了超越舞台的精神力量。可以说，这也完成了从艺术虚构到历史真实的穿透，从角色代言到生命证言的升华，化作万千民众沸腾的呐喊。这就是历史现场的回响，是儿童主体性的宣言，是全民抗战精神的诗性凝结。这也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本质的命题：所谓家国，不过是无数个“我”的联结。所谓传承，不过是一代又一代“活着”的生命对“活着”的意义的坚守。正如书中郭沫若激情澎湃地说的那样：

  “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像小树，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