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的多面手和成果卓越的中坚力量，他在撰写图画书《孩子剧团》的文本之后意犹未尽，又历时四年完成同名长篇历史小说。这不仅缘于他一向对“红色题材”的文学创作兴趣，更是缘于他对少年儿童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做贡献的深情寻索。他用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怀和扎实的现实主义笔力对这一值得纪念和致敬的“少年奋斗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学书写。要以尽可能真实又生动的文学笔法“复现”发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孩子剧团在腥风血雨年代的兴起和征程，无疑非常有难度。这部近19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塑造了在战火中锻造的少年群像，“热血少年”的精神、品格、气息体现得特别鲜明和丰沛，既有为“孩子剧团”进行“立碑”式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具有激荡人心的文学审美价值。其文学旨趣兼具革命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性抒情，体现出徐鲁作为诗人、散文家与小说家的多重写作气质的融汇，这也是作家对自身创作边界的又一次自觉探索和突围。

一、“文艺长征”的空间流动与群像塑造
   “孩子剧团”诞生于全面抗战的城市前线，活动足迹自旧上海延展至汉口江岸、武昌昙华林，再转徙至西南大后方。小说据此展开“空间—事件”的并置推进，将沦陷区街头剧、铁路转运、武汉会战余波与重庆大轰炸等历史现场编织为“少年文艺宣传长征”的行进图景。孩子们踏上了一场充满艰难险阻而又英勇无畏、坚持不懈的文化长征，这一行进性空间与历史进程同步，建构了作品的“编年—旅程”双重时间结构，承接中国现代文学中“流亡”叙事传统。这一叙事传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战争、革命、迁徙等）在文学中的深刻反映，记录了时人的物理转徙与精神漂泊，承载着民族的创伤和抗争以及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考。这部写作于21世纪的《孩子剧团》采取上下两部对位的结构：上部“火线”以上海码头和临青小学为场域背景，下部“征途”转入汉口培心小学、武昌昙华林、重庆等地。这是一种空间迁徙的流动叙事工程，场景转换非单纯的地理跳切，而是以“节点化事件”维系叙事因果。作者明确将本书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文本，将“少年奋斗史”作为总纲，强调史料搜集、甄别与地方志和民俗材料的“点对点”考证（如旧上海码头、进步书店与剧院分布、街道地图校勘，汉口“过早”与热干面的风俗描写等）。这种方法论意识保证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低噪通道”：以可核查的地理—民俗—档案细节为叙事锚点，避免将“历史气氛”沦为抽象背景，体现了从“纪念”到“勘对”的诚实的写作姿态与写作伦理。

  作家力求还原孩子剧团真实历程，“既是风雨激荡、同仇敌忾的大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是这些战火中的孩子从懵懂、惊恐、惶惑，渐渐变得坚定和成熟的成长过程”[1]。小说对二十多位来自不同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孩子剧团成员进行“核—环”式塑造：以团长吴新稼为叙事核，向外辐射，以阿祖、壮壮、妮妮、小林等为人物环。年龄谱系构成性格梯度，有稚嫩、依恋的幼小儿童（如妮妮），有逐渐坚强、勇敢担当的过渡者（如男孩壮壮等），有满怀救国梦想、思想成熟、意志坚定的青年引领者（如吴新稼、小雅等）。作家通过不同主人公的“小切口”去讲述各自的故事，在多主角多线头的结构中，个体弧线通过“剧中剧”的舞台实践、转场旅行、生活琐事的共同体经验，汇聚为“合唱体”的集体形象。这是一种颇有难度的群像塑造，作家刻画了身世与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并注重动态化和立体化塑造。儿童群像所体现的不当亡国奴的志气、爱国主义的情怀、集体主义精神和鲜明的主体性，让这个作品绽放出灼热光芒。在抗战文艺运动史上，“孩子剧团”与另一个儿童剧团“新安旅行团”都遵循、实践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以及“小先生精神”。徐鲁在《孩子剧团》中通过塑造从自发到自觉投入文艺战场的热血少年的动态群像，强调儿童介入历史的主体性，区别于以揭示创伤和疗愈创伤为主的当代世界战争儿童文学潮流。《孩子剧团》将儿童置于历史推动者的能动位置，与革命历史语境相一致，强调“学—演—行”的一体化：在学习中知道理、在演出中表思想、在行进中长能力。作家的这一立场使得作品“宣叙合一”，记录和描述了儿童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的文学化路径，既有宣传教育功能，也具有生活史与教育史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