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剧团》中的核心人物吴新稼、小雅等人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概。比如，年仅19岁却已久经沙场的吴新稼对同伴说：“不怕，再长的路，再艰难的征途，也长不过我们的脚步。”“‘今天的孩子剧团，跟刚刚离开上海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样说着，两双紧紧相握的手，好像顿时又增添了无限的力量。”类似的文学表达既有再现的场景感，又熔铸了作家的情感，这类抒情宣言达成豪情壮志与真实心态的自然融合。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腥风血雨的历史时期中的苦难，讲述孩子剧团的成员们遭遇的各种悲惨和辛酸，以及他们失去家人甚至失去生命的经历。全心扑在孩子剧团工作上的年轻姑娘小雅为了保护幼小的孩子而不幸牺牲，孩子们扑倒在她坟上痛哭的场面读来令人动容。书写如此悲愤、悲壮之事，需要作家本身能够扛得住这样悲伤的震动，需要坚韧的心力去克制地进行艺术表达。小说中的情感强烈饱满，有激情、有悲情、有深情，也有荡气回肠的冲击力、震撼力和感染力。

  浪漫主义在这部作品中也通过象征意象的反复召唤得以实现。徐鲁用极具诗意的意象来高度概括孩子剧团的精神和贡献：“孩子剧团的故事，也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绽放的一束金色小花，是一簇浸润着热血少年们的奋斗血雨的青春之花、希望之花和理想之花。”[5]意象是情感表达的载体，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徐鲁善于写景抒情和提炼意象，如小雅给孩子们朗读的巴黎公社战士的一首诗《红石竹花》中的浪漫主义意象：“红艳的石竹花呀，告诉他，革命者的情谊地久天长。请你告诉他们，虽然那光阴易逝，但我们的理想之花，必将迎风怒放。”[6]吴新稼在小雅牺牲后叮嘱和勉励孩子们：“我们要记住小雅姐姐对大家说过的话：勇敢地活着，去看到明天！”[7]红石竹花是“理想之花”，成为一个精神坐标，将个体的奋斗与集体的理想相联结。徐鲁说这既是真实的故事细节，同时也是一个象征。“美丽的少年理想之花，是任何困难、黑暗和寒冷都无法阻挡的，它们必将迎风怒放。这也是我在书中想要抒发的一种浪漫信念。”[8]作为象征符号的“理想之花”，与作家深情描绘的梅花、雪花、春芽等自然物候构成互文网络，形成一种“隐喻场”或“象征场”。小说中多个章节以清新细腻的风景描写开头，风景是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同时，四时风景的书写具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修辞意涵，形成“物候—气象—精神”的同频振荡。这种散落在叙事之中的景物意象群给小说增添了优美的抒情格调，也为儿童读者提供情感辨识的可感觉和可视化路径。读者在对季节流转中不同景物意象的符号识别和沉浸式体验中，可加深对理想主义精神的理解与情感共鸣。这种萃取景物意象的象征策略具有民族解放叙事中的精神标记功能，也具备浪漫化历史的叙事美学价值。

  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情节推进节奏总体紧凑，而作家也注意“张弛有度”，一种“弛”的方式就是加入一些“闲笔”，将地理风貌、生活风俗、人文常识等以“闲笔”散嵌于叙事。所谓“闲笔”当然不“闲”，在叙事上承担多重功能，比如能以某些知识闪光点构成历史记忆的锚点，可以作为转场“缓冲带”调节情感强度，或以风物景象的图像化描写为场景建模，形成叙事的光影层次。徐鲁在访谈中提到这些“闲笔”的多个功用：“它们可能并不是故事情节‘必要’的东西，但作为一部小说，尤其是儿童小说，有了它们，细节上就可能变得丰盈婆娑一些。而且对读者来说‘开卷有益’，读完一本小说，除了‘激励’和‘感动’，还可以增长一些识见……尤其是时隔久远的‘年代故事’，这其中还有许多属于历史、人文、地理、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可以随着小说故事而进入今天的读者的视野，或是重新唤醒他们的记忆。”[9]这些闲笔或也可看作是一种浪漫主义方式的旁逸斜出。另外，徐鲁是成熟的作家，运笔有其简劲老道、意味隽永的功力，这从小说开头就可见一斑。“清早，伴随着卖豆腐和豆腐浆的哨子声，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又陆续醒来了。”[10]这句话将“日常”与“战时”的两极通过“像往常一样，又陆续醒来了”的语义复调嫁接，既铺陈生活图景，也暗示“人的觉醒”的触发，建立“生活继续—精神觉醒”的双关。动词“醒来”完成从静态时空到动态时态的切换，为整部作品的“成长—觉醒”设定预置的思想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