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9部剧作，对其“罗马剧”起关键作用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莎士比亚所依赖的译本，是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于1579年根据阿米欧法文译本所完成的英文译本。其中《裘力斯·恺撒》《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科里奥兰纳斯》几乎完全依据《名人传》创作。

  《裘力斯·恺撒》的主要文本来源是普鲁塔克的《恺撒传》《布鲁图斯传》和《安东尼传》，此外还参考了《加图传》《西塞罗传》《庞培传》。莎士比亚在剧中塑造的罗马角色采用了普鲁塔克对他们的判断，但赋予主角更为完整的心理画像，尤其将布鲁图斯对恺撒其人，以及理想共和国之间的忠诚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几乎完全以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传》为基础。在普鲁塔克的道德史观中，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恋情被视为一个道德警示：即使是才华横溢、深受欢迎的英雄，也可能因沉溺情欲而自毁前程。莎士比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让安东尼起初在众人眼中形象不佳，最终却在悲剧结尾中获得升华。此外，普鲁塔克笔下的安东尼鲜少反省自身情感，而莎士比亚却将安东尼的人生塑造成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挣扎。

  《科里奥兰纳斯》也充分而细致地利用了普鲁塔克的《科里奥兰纳斯传》。普鲁塔克将科里奥兰纳斯描写为一位成功的战士，同时指出他易怒且骄傲自负。他坚定支持元老院，反对平民权益，因而失去了至高权力，并被放逐。他被复仇欲望所驱使，竟与自己曾击败的敌人结盟，最终走向灭亡。

  这些细节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与普鲁塔克原文紧密对应。莎士比亚突出了个人与国家对立的主题，这是普鲁塔克叙事中潜藏的内在张力。他细致地刻画了科里奥兰纳斯因暴烈与傲慢而陷入情感与社会的孤立，从而将罗马政治灾难的根源解读为主角性格的延伸。

  此外，莎士比亚还有多部剧作在主题上受到普鲁塔克传统的影响，或直接引用其具体篇章。例如，《亨利五世》可能参考了《亚历山大传》；普鲁塔克笔下的布鲁图斯也被认为出现在《威尼斯商人》与《亨利四世》中；《加图传》对《奥赛罗》的结构亦有影响。在所有非罗马题材的剧作中，《雅典的泰门》最明显地承袭了《名人传》的情节资源，尤其是《安东尼传》与《亚西比德传》中关于泰门的片段。莎士比亚延续了普鲁塔克笔下泰门因遭背叛而愤世嫉俗、最终弃绝人类社会的主线，并强化其性格中的愤怒与报复倾向。他笔下的泰门不仅远离人群，更主动推动腐败与战争。剧中他与同样被雅典放逐、立志复仇的亚西比德相遇于荒野，后者随即决定率兵讨伐雅典，以替泰门复仇。

  莎士比亚在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中，提炼出其“罗马剧”中两个恒久的悲剧母题：一是英雄性格内在的矛盾与动荡，二是个体与社会主流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两大母题构成了罗马剧的戏剧核心。莎士比亚对君权、伟人与失败的关注，深受普鲁塔克影响，也表明他积极回应其所处时代的不安现实。他对古典题材的改编与再创造，得益于戏剧这一新兴大众媒介，使那些看似遥远的古代故事，在16世纪的舞台上获得了现实感与现代性。莎士比亚常常在自创场景中嵌入对时事的暗示，这显示出他有意通过戏剧手法，为普鲁塔克的人物与故事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具有当代共鸣的表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