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地说，在《文弱书生》中，宋耕把“才子”置于私领域中，而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发生的主要空间也往往是家宅，尤其是小姐的闺房与花园之中。因此，“才子”式的男性气质的建构必然也会与“佳人”有关。在讨论为何会出现明清时期的“才子”式男性气质时，宋耕一方面强调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从宋代遭遇的北方游牧政权到元代传统汉人士族遭遇的政治创伤与危机，导致“文武”之分成为某种自我疗愈以及建构自我特权形象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也关注到魏晋以降——尤其到注重“斯文”的两宋——“文”之价值的增长，尤其是通过科举制而使得“文”（或“才”）与“权”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此，“文”在两方面被政治化，首先它成为特权本身，再者就是它成为身份、种族与统治合法性的分界线。

  因此，区别于宋耕在“君子”与“才子”间看到的张力，我们或许应该把“才子”看作是传统“君子”的子类别或是在特定历史境况中的新变体。在魏浊安看来，从“君子”到“才子”话语的转变中还应该加入“风流浪子”（libertine）这一中介，作为明清小说中典范式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彻底脱离了传统“君子”话语，但却继承着他的“文”之特权；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传统“男色”形象，并且进一步结合明清时期的侠与友谊等新话语，创造出一个容颜俊美、文采飞扬且无往不胜的“风流浪子”形象。在早期的“风流浪子”故事中，同性情感和关系往往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士人之间“侠义”式的友谊关系区别于传统的等级结构，感情不再是上对下的宠幸，而开始以强调平等的“友谊”模式出现在士人同侪之中。朋友关系作为儒家“五伦”中唯一一个并非建立在严格等级制中的关系，自始至终都被看作是其他“四伦”的潜在威胁，因此友谊一直以来都是被管控的对象。明清时期的“友谊”话语不仅成为男性同性社交中的重要产物，也渐渐成为同性情感的新模式，尤其是强调平等与忠诚的“侠”话语，在晚明的情爱典范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晚明的“情”话语中，“才子”与其“女性化”（effeminate）除了源于“友谊式”同性关系模式之外，“女性化”本身也暗示着士人们企图借助“情”话语为自身在传统道德位序与政治结构中的位置重新进行诠释，从而得以进一步巩固由此获得的权力。

  在艾梅兰（Maram Epstein）看来，晚明“情”的修辞学以及其象征性逻辑是以正统叙事的范式——它一直把情欲归结为与越轨相连的一种“阴”和女性的特征——为根据的。因此从一开始，关于“情”的想象就是以“佳人”的形象出现的，并且是以“女子气、感官、个人、易变与动摇、疾病与死亡、幻影与错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中“阳”之固态与正统性理解所产生的稳定性相对。正是在这一想象性的关联下，“情-女子气”之间形成联结，因此对于才子而言，他们并不是被“女性化”了，而是被“情化”（qing-ized）了。

  因此“才子”是“情化”的形象，而伴随着情与欲在晚明“情”话语中被重新构建为属于个体的积极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表达，也就使得女子气与自然天性不再是传统话语中的消极与破坏性力量，反之，它成为道德与精神上“真”的标志，并且显而易见地与主流教条化的仪式主义相对立。多愁善感与体弱多病的“女子气”成为表达个体感受力、情感强度以及本真性的非常规表现形式，而“才子”便是作为“情”之信徒的士人们所虚构出的最完美的“真情”形象。

  当原本为个人提供稳定的位序结构位置与政治理想的礼仪规范渐渐失去其“质”而只剩繁琐且死板的教条时，士人们开始从传统话语中发掘新的表现模式来展现与表达个人的情感、欲望与政治期待，而“情”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与美学风格，它同样蕴含着对传统——艾梅兰称其为“正统性”（orthodoxy）——伦理与权力结构的挑战。本真性所具有的自然情感正当性使其成为救赎个人、文化以及政治的催化剂，礼仪规范中的教条、虚伪与作假现在同时关联着个人心灵与其政治生活两方面的腐败，传统“阳”的世界已经乌烟瘴气，“泥土”做成的男人们失去了他们原本具有的“情”之自然真性，被各种仪式与虚假包裹，从而导致政治治理的失败以及王朝的覆灭。

  当士人们创造出“才子”这一边缘的、阴性且“女性化”的形象时，或许并不代表他们的妥协与失败，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情”话语所建构出的本真性，使得他们虽然处于传统政治结构中的边缘位置，但却能以退为进地继续掌握主动权。在晚明“癖”与“情”的话语中，边缘性（marginality）不再意味着消极，反而成为本真性与道德价值所在之处。而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处于边缘的士人由此获得了新的话语权力，它不再来自于自身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而是通过把传统中“阴-臣-女/妇”与“情”话语融合，一改其受动形象，从而完成了为自身重新赋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