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宋耕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王翔
  在近年来的中文互联网世界，“阳刚”话语被一次次重置：从热门视频中的铁血想象，到资本成功学里的强势语气；从“少年感”的妆造，到“硬核科技”的修辞——看似各说各话，其实都在争论一个问题：谁有权界定“何为男人”？那么，理想中的中国男性到底是怎样的？是“高富帅”“小鲜肉”，还是“霸道总裁”“经济适用男”？现实中的中国男性又是什么样的？“直男癌”“娘炮”还是“普信男”？这些都涉及一个基本问题：有没有（以及什么是）中国式的男性气概？脱口秀演员张骏前不久调侃，“直男癌”的早期症状是“直男炎”，主要症状就是老发炎（言）。所以，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男性气概的书籍，不仅需要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更需要直面“拳”打脚踢的勇气。

  面对新近译介的《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我仿佛翻开了一幅绵密的“性别-权力”图谱。这部专著以“才子”这一颇具文化意蕴的男性形象为中心，在权力与审美的交织中重建了古代中国男性气概的谱系。作者提醒我们：男性气质从不是天赋本质，而是由礼制、文本、舞台与权力共同“生产”的。理解了“才子”作为男性气质正当形象的历史根源，我们也就更能读懂当下中国男性对自身形象的焦虑：它并非道德真理之争，而是权力话语与规训装置的位移。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谁够不够男人，而是谁在形塑“男人”。

“文弱书生”的谱系
  首先，何为“文弱书生”？其并非自然存在的人群，而是在元明清的“爱情叙事—戏曲舞台—市民审美”三者交织中建构而成的类型化男性。所谓“阴柔”并非简单的“欠阳刚”，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经由权力与礼制锚定的一种合理化气质。作者梳理了“小生”近年来在中西语境中遭到误读并被贬称为“娘炮”的过程，强调只有从其生成环境出发，才能理解纤弱身体如何成为文化合法的“男性美”。如《西厢记》中的张生等典型形象所代表的，“文弱书生”既是才华横溢、外貌秀美而近女性之姿，又隐含着“情深义重而易受挫”的性格。

  接着，作者延续福柯式的谱系学研究方法，追溯文弱书生的历史踪迹。从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的“自伤其身”到唐传奇的女装英雄，再到元杂剧小生声腔最终定型。这种身体政治指向的是帝国权力链上阴阳位置的流变：同一主体在不同关系中可以切换位置，能臣遭遇皇权时可向上为“阴”，向下为“阳”，这也提供了解释前现代文学中男性“女口奏章”现象的线索。作者进一步指出，西方殖民话语把非西方男性塑造成女性化他者，然而在中国传统中，阴柔并不意味着失权，反而与文才与品德相连，这为后文质疑“男性危机”提供了历史参照。

  作者借助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指出，宋代以后科举制度与儒家礼仪共同塑造了一种驯服的男性身体，清瘦、白皙、温润成为才子形象的主流标识。制度与礼仪不仅规范人们的言行，还将人的身体塑造成可度量、可管理的“驯服身体”。这种身体既是文本性（能写会吟）的物质载体，也是将德行内化为身体惯习的重要机制。作者强调，这类身体技术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实践，与西方常见的通过体育训练强化肌肉的阳刚模式不同，这种“驯服”体现了将学识与美德内化的阳刚形态。

  为什么在中国前现代文学中，被西方视角视为“女性化”或“非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能被本土文化广泛接受为浪漫英雄与男性气质的理想典范？“才子”并非阳刚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被科举、礼仪、文本与舞台行当共同“生产”的合法男性气质。“文弱书生”的气质既不是纯粹的反叛，也不是被动的顺从，而是在权力的场域内生产，在叙事的缝隙里周旋。不过，才子气质的“反抗性”恰恰是其“被规训性”的最高体现。它是一种在文化规训内部开辟出的身份与意义再阐释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文人阶层通过主动拥抱“脆弱”，将权力结构的压迫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象征层面实现对权力的“柔弱制胜”的同时也完成了其自身的献祭。这种策略既深刻受制于时代规训，又闪烁着主体性的微光，正是前现代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复杂缩影。

重估“霸权男性气质”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东方男子=柔弱/阴性”的西方想象。华裔男演员尊龙主演的电影《蝴蝶君》是一典型。电影讲述了法国外交官高仁尼与中国男旦宋丽玲之间的情感纠葛。高仁尼对宋丽玲的迷恋就是典型的东方主义幻想——他将宋丽玲视为一个神秘、顺从、充满异域风情的他者，并试图通过占有“她”来满足自己的男性自大和殖民欲望。然而，宋丽玲非但不是高仁尼想象中的“蝴蝶夫人”，反而是一个具有强大主体性的反抗者，他利用了高仁尼的东方主义偏见，最终反噬了高仁尼。与电影一样，《文弱书生》同样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男性“阴柔化”的东方主义凝视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