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存在多种面相的男性形象，既有《水浒传》《三国演义》里的“英雄好汉”，又有《西厢记》《红楼梦》里的“文弱书生”。不同的男性形象，构成了古代中国男性气概的多样性。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一书，就古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进行了深入探讨。下文为书评人重木为该书撰写的书评，原题为《〈文弱书生〉：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的建构原则》，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


《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宋耕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就如宋耕（Geng Song）在其“简体中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建立在其博论基础上的《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2025）的研究背景与理论思路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大火的性别研究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面对西方男性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时，如何理解与诠释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便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在此之前，对于传统中国男女两性性别及其性别气质的讨论虽然零散地出现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如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房中术”研究、韩献博（Bret Hinsch）与小明雄对传统中国同性关系与情感的研究或是如吴存存对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的研究，但把男性气质作为其关注焦点的直到雷金庆（Kam Louie）与李木兰（Louise Edwards）的研究出现才逐渐形成气候，而宋耕的博士论文写作（2000）也恰恰处于这一时期。不久后，包苏珊（Susan Brownell）与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在2002年编辑出版的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 A Reader一书，使得传统中国的男女性别与两性气质逐渐成为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而初版于2004年的《文弱书生》，在“误打误撞之下……成为这一尝试的开端”（页1）。

  作为“开端”之一的研究，《文弱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如宋耕在时隔多年后的简体版序言中十分坦诚地指出的，“今天看来，这本不成熟的著作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页2），并且在他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可以将文本更加历史化——更加注重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一些流于肤浅的泛论（generalization）”；二是“西方、中国的简单二分法”（页2）。宋耕对其初作自我反思的这两点缺陷，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弱书生》中，我们也能在另一部关于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开端”之作中看到，即作为宋耕此研究的主要参考与论战对象的《男性特质论》（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在这部“开端”之作中，雷金庆在借鉴与批判现代西方性别研究的二元范式的同时，以“文/武”这一新的范式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进行了一个结构化与理论化的建构尝试，以期望指出无论是男女性别还是建构于男性同性群体内部的男性气质，它们都与传统中国的权力关系密切相连。

  在“文武”范式中，雷金庆确实为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提供了一种方式，但就如宋耕对其的批评，即“如果说‘文武’范式是用来阐释中国男性特质包罗万象可能性的万能钥匙，那就未免有简化论之嫌”（页21）。宋耕指出，“文武”范式主要作用于公共空间，即由男性同性群体组成的关系与共同体之中，而忽视了“性的私人领域”（页22）。因为很显然，在传统中国士人——无论是雷金庆还是宋耕的研究，其所谓的“男性气质”往往都以士大夫群体为主要对象。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传统中国的文本几乎都出自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群体所塑造的“男性气质”按照R.W.康奈尔（R.W. Connell）的观点，确实是传统中国各个时期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在私人领域中，“文武”这一范式及其解释显然是捉襟见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