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作为研究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两部“开端”之作，它们都有着相似的缺点与问题，而导致这一不足的原因或许也恰恰与其企图对传统中国性别与男性气质的结构化与理论化野心有关。因为无论是“文武”，还是宋耕在《文弱书生》中强调的“君子vs才子”或是封建晚期的“才子”形象，它们的诠释能力与边界都会遭到复杂的、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威胁。就如宋耕在批评雷金庆“文武”范式的“简化论之嫌”时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性别关系取决于权力和类型”（页22），因此对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理论化必然要建立在丰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研究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两性气质有一个理论化的认识。尤其是通过上自高罗佩的“房中术”研究、韩献博、小明雄的古代男性同性关系研究，下到当下苏成捷（Matthew H.Sommer）对清代性别与法律的研究或是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对明清“男风”的研究，我们能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两性气质有一个基础性的理论理解包苏珊与华志坚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社会角色远比生理性别重要”，苏成捷称其为“身份地位展演模式”。在《文弱书生》中，宋耕也强调，“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是基于权力关系而非基于性别差异，性别和政治权力往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页20）。之所以强调“社会角色”或社会与权力关系，首先是呼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性别研究中的“sex/gender”（中文翻译作“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这一研究范式。伴随着“gender”成为一个新的、有用的“分析范畴”，如何把被自然化的“性别”重新历史化与文化化就成为西方性别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如果gender是一种建制性、社会化的产物，那么它的建构过程以及其处于的具体社会文化以及权力场域，便成为研究古代/现代“性别”以及两性气质的主要对象。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雷金庆和宋耕发现，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并非“性别”（sex）的产物，而是特定的社会与权力关系的附属品。

  我们或许可以修改福柯在《主体性与真相》中对古希腊同性关系组织原则的研究中所揭露的特征，即“性行为是在延伸或复制了在社会领域内的人物关系”，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同样是在“延伸或复制了在社会领域内的人物关系”。由此，儒家所注重的“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就成为男女性别及其性别气质的主要建构场域，而这些关系本身也经历过一个鲜明的历史变化，即从先秦孔孟对于相互性关系的强调转向汉儒的等级性关系。

  在《文弱书生》中，宋耕主要通过讨论“阴阳”意涵的变化来展现这一历史境况，即“阴阳最初被认为是天地间万物化生的源初力量，并无高下之分”（页63），但经过汉儒——尤其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改造，“阴阳”迅速与儒家所注重的各类相互性关系融合且逐渐被等级化，曾经双向关系转向了如今的单向关系。由此使得占据着“阳-君-父-夫”的位置者自然地获得了“治人”的支配性权力，而“阴-臣-子-妇”则“伏于人”。汉儒对儒学的阴阳化（宋耕认为是“阴阳学说被儒家化”（页63-64））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境况息息相关，由此也就使得当时的性别与性别气质的呈现也与之相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传统中国性别与男性气质建构的最基本的关系原则，即同构性。

  由此，对于宋耕批判雷金庆的“文武”范式只能解释公共空间中的男性气质，而对私人领域中男性气质缺乏解释力这一问题，我们也需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这一二元划分是伴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诞生而逐渐产生的，它的目的显然十分复杂，但在涉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及其性别气质时，我们会发现恰恰是这一差异化的空间规定且塑造了男女的“性别”，而这一既对立又互补的二元性别的主要工作则是负责划分经济角色。而根据同构性原则，传统中国的“公共/私人”领域显然以另一种方式被建构，且两者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一方面反映在“家国同构”的原则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恰恰是在“家”的空间中，士人首先以“父”、“夫”形象出现，而对于这类家族伦理性角色的规定，也是传统中国男性气质塑造的主要场域。无论在雷金庆还是宋耕的研究中，“家中的男性”都被忽视了，这也就导致他们都得出了一个有限的结论，即传统中国的男性角色、身份与男性气质都是在男性同性群体中塑造的，与女性无关，或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页76-77）。但很显然，在家庭——它是“私人领域”吗？——中，男性身份与其性别气质也与其所承担或是被安排的特定伦理义务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苏成捷在清代所发现的新的性别组织模式，他称其为“社会性别展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