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炎（Zuyan Zhou）认为正是这样的过程造成了士人的“雌雄同体”（androgyny）状态，因为遭到排斥与边缘化的士人往往会对女性（female）与女性气质（feminine）产生认同，从而使其内化了传统的“女子气”。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士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这样的关联与认同背后潜藏着这类边缘士人群体对于权力关注点的转移，当他们失去入仕的机会或是在腐败的政治格局中被排除在外，他们以“女/妇-边缘”位置来重构自身的“文”与道德特权，而在其中，传统围绕着女子所建构起的贞节话语成为这群士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当士人们自比“处女子”或时常谈及“失身”时，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是自身精神与心灵的纯洁，更多的是作为对自身政治忠诚和立场的展现。“贞节烈妇”的形象成为边缘士人一种政治纯洁的形象借鉴。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即“女性化”（feminine/ effeminate，《文弱书生》中译本把它译作“雌柔特质”）。这里所指的并非现代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中的“女性化”，其前提是认为男女两性存在某种自然的、本质的性别属性与形象，因此“女性化”就意味着一个男性脱离了自身的自然性别属性、特征与形象，而展现出女性的性属特征。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一种“倒错”（perversion）。但这却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女性化”，或者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按照中译本的翻译，把它理解为一套“雌柔”的形象（image），而非“特质”（character）。因为在传统中国的性别组织原则中，“女性化”并非一种性别属性，而是特定关系中特定位置与角色被分配的处境与规范形象，它始终处于具体的关系之中。例如一个士人在“君臣”关系中，他处于下位（如果按照宋耕的理解，他被“女性化”），那么当他脱下官服回到家，面对妻子与子女时，他就占据了上位，那他的妻子和子女都被“女性化”了吗？

  宋耕虽然不断地强调现代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并不适用于传统中国的男性气质建构，但在其研究中却会时不时地落入这一窠臼中。例如他会把士/儒群体在特定权力关系——尤其是“君臣”——中被指配的受制于人或受支配地位看作是“阉割”/“去势”，进而认为它是“雌柔特质”（页60-61）。这一逻辑联系的前提恰恰是作者所反对的现代二元性别认识论，即“男性”总是主动的，统治的，而任何被动与去势都是“女性”特质。除此之外，宋耕也把屈原《离骚》中展现的“泣涕涟涟、哀婉绵绵”的形象理解为诗人的“女性化特质”（womanish character）（页71）。这里的“character”便是西方二元性别认识论的核心基础，即认为哭泣与哀婉是女性的性别本质属性，而忽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哭泣”与“哀婉”更多表现在男性的抒情文本中，以及它展现的往往是一种非性别化的真实/真情的内在品质。“哭泣的士人”形象不是“女性化”——这里也暗含着对其颠倒的批判——而是一种被不断积极建构与张扬的情感/德性特权。

  在很大程度上，宋耕的《文弱书生》与雷金庆的《男性特质论》都企图对传统中国的性别与男性气质做一个结构化与理论化的研究，前者依赖“才子”形象与话语，通过追溯其来龙去脉而把握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建构模式；后者则以“文武”作为范式，指出传统中国男性气质在这两种理想型之间的变化。在魏浊安的《风流浪子的男友》中，他也发现明清时期的士人形象出现了十分鲜明的混杂性特征，他企图依赖“男色”与“男风”话语的流变来追踪这一混杂性中的具体元素以及其组合方式……这类研究理路纵然有其重要性和启发性，但就如宋耕在批评雷金庆以及对于自己旧作的反思中所指出的，它更有可能产生简化或“肤浅的泛论”的危险，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相关研究本身还存在着众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去解决，与此同时，如何保障结构化、理论化与具体历史境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对变化的描述，或许也是之后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