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模式，其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循环论尚原则，轻本原，崇直觉，把关系作为一种超验整体来使用，因而本质不可知，从而对人来说也就不变或者无所谓变不变，变的只是可知的现象。进化论究原理，重本原，尊理性，把关系作为一种经验边界来使用，因而本质常变，从而也便可知，现象于是成了窥视本质的向导。前者不规定也不否定，失之粗疏，得之感悟。后者既规定又否定，失之黏着，得之思辨。由于各执一词而不及其余，一个只取关系所涉对立面的统一性，一个只取关系所具统一性的对立面，同样在“一”和“唯”这层永恒的绝对的意义上寻求一种终极解释，从而一方面认定一切皆变，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作为人的立场，故变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固定的、不变的。循环论周而复始地围着一个不变的意义定位，进化论确切不移地朝着一个不变的意义定向，而这定位和定向，其实不过是人自己目的性的投影而已。无论表现为神灵的意志还是自然的定律，无论是对命运的迷信还是对科学的迷信，都依据于一个决定论的硬核：把客观看作超越于主观的一种独立存在，而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主体的认知能力，赋予客观以主观目的。既在认识论上把真知与价值人为地割裂开来，又在伦理学上把两者强硬地捆绑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经常陷足于盲人摸象、刻舟求剑、朝三暮四和鹬蚌相争之困境的根本原因。

  所谓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绝不是外在于人的一种自然的既定走向或原理，而是人与对象的一种不断变动着的关系。在局部与整体、个别与普遍之间，并不存在加减乘除那样的确定性和合理性。每一代、每一派乃至每一位画家都有自己确切无误的目标，当由千百年的绘画史连接成整体时，却表现出某种丧失了主体作用的盲目性。目的是有限的，必须否定自身才能指引到无限，而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延接，则使局部的目的变成了整体上的无目的。“类”的延续发展必须由无数“个”的生死相继来实现，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双向逆反性——每一项“得”皆以另一项“失”为代价。往前迈一步，必须放弃原先占有的一步。年龄增大了一岁，说明生命减少了一年。认识活动更是如此，任何个体都无法储存和积累在他之前的所有已知，当一个个个体不断将未知变为已知的同时，随着一个个个体的消亡，原来的已知又会变成不知亦即未知。敞开与遮蔽同在，进化与退化并行，在事物的发展中，人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个理念中的“一”，“一”和“多”是辩证的存在，只有从这种存在的张力中，从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重重背反和悖论中，找到历史象限的清醒依据，才可望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明智抉择。

  运动、进步或发展，不是占领面的扩大，而是立足点的转移。这就是对“球体说”内涵的形象化说明。

三
  “球体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阐释构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线”“双向”“四分期”。

  所谓“一线”，是指立论的基准线，确立在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这个人所面对的真正对象上。

  所谓“双向”，即对关系的把握，不能单着眼于某个定向或定位，而要同时考察其得失相伴、短长相随、往复相继、正反互生的双向逆反运动。

  所谓“四分期”，即对这种双向逆反运动着的关系的定在性质，用草创期、成熟期、升华期、式微期这四个依次递换流转的历史象限去衡量。

  在“球体说”中，既不存在如同进化论那样可以明确判断其进化或退化、高级或低级的定向原理，也不存在如同循环论那样可以不变应万变地行使其万能解释权的定位原则，而是在不断地转换立足点、不断地变更参考系、不断地调整和适应天人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历史理解的觉醒，因此，所谓历史规律，绝非建立在既定的、预成的、自在的意义上，而只能在人自身的活动中得到解释，只能在发生的意义上，在客观条件和主体意志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意义上确定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