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视厘清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思想史纲》特别向读者申明，本书“以哲学思想为主，兼及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在序言中，侯外庐解析中国思想史的特点时又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深厚的革命传统与伟大的首创精神，给予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因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依存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如果从长期的社会历史去观察，而不是局限于一个阶段，那么，在历史的中心轴线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逻辑的东西是反映着历史的东西，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的统一”。侯外庐所阐述的观点与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对思想史与一般哲学史的区别最有力的解释。它告诉研究者，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是单纯做抽象的思辨，以及概念论证、辨析，研究者必须同时关注社会的变化、历史的例证，社会实践的发展。

  第四，重视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联系

  我们注意到，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化，侯外庐赞赏章太炎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方法，重视“义理”与“考据”的融合。从学术史研究出发，他将对两位大师的学术实践评价写入了《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从“唯物史观”到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新理路，从而表现出真正的“大历史观”[5]。

  侯外庐赞许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并“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的材料编著起来，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多难发觉”[6]。他认为，太炎的著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能考究源流，而反乎理学家的心傅[7]。具体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的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着的神圣壁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能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8]。

  第五，重视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存在，发掘“异端”思想家

  《中国思想史纲》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两大基本线索而展开的，即“正宗”思想和“异端”思想，也就是说是统治思想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从中探究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矛盾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针对“正宗”思想的批判，不断发掘“异端”思想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通史》所涉及的思想家达近百位，而《中国思想史纲》也有60多位。其中，“异端”思想家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侯外庐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一项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因为“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正统儒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现成的，而许多异端思想家、无神论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家，则有待我们去发掘”[9]。

  注释：

  [1] 在笔者看来，还是称“朴素唯物思想”为好，“唯物”但不一定是“主义”。

  [2] 某种程度上看，亦是指“主观之学”（章太炎对“子学”的看法）与“客观之学”的结合，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命题。

  [3] 侯且岸 ：《侯外庐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5期。

  [4] 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版。

  [5] 给“大历史观”最早下定义的是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20世纪80年代初，他受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的影响，产生了“大历史”（Macrohistory）的想法，力图将中国历史放到东西方交汇中去认识，使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他还主张，“放宽历史视界”，活跃我们的思维，摆脱考据、训诂的纠缠，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2013年9月，笔者曾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了《国史与文明史的有机衔接》一文，阐述了对“大历史”的思考，以及对不同历史时段的理解。我将学术史、思想史、理论史都视为“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大历史”都是“活历史”。

  [6] 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7] 傅会同附会，穿凿傅会。

  [8] 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9] 侯外庐著：《轫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