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被同行称为影响“几乎笼罩了半个世纪”的思想史著作，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究其获此殊荣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著者的自我评价。在侯外庐逝世时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的自序中，他认真地总结了自己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一共有九个方面。其中，他特别指出，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始终“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8]。学术研究扎根于“民族化”，使得侯外庐的研究富有民族的特质，才赋予它生命的活力，使之经久不衰。对此，侯外庐进一步解释道，有此初衷全是因为“‘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和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对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9]。

  根据侯外庐所提供的思路进行思考，着眼于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我们不难发现，侯外庐所自谦的“尝试”已经形成了累累硕果，集中呈现为一种独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虽然是以个人命名，但却是中华民族悠久思想文化传统的结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侯外庐为毕生不懈奋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反思。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总回顾”中，他历数了自己所做的“六项工作”，认为它们“足以构成一个学派的体系”[10]。笔者认为，这些“工作”不仅具有方法论价值，更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亦可以成为深化侯外庐史学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和聚焦点。侯外庐自我反思所总结的这些成功的经验，构成了他的中国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是侯外庐和他的研究团队经过几十年艰辛探索实践的结果。如果从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开始算起，那就是50多年；假如从《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算起，那是40年。这中间，著者凭着“韧的追求”，开拓进取、不懈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虽然，侯外庐自谦地写道，“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11]。事实上，他已经达到这个目的。

  应该说，能够实现建构中国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取得初创成果，体现了集体的智慧。虽然很多成果主要是以侯外庐主编，但他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以《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为例，参与编著者就有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等著名思想史家，达10人。而《中国思想史纲》的编著者也有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8人。侯外庐回忆起此景颇为感慨，“第四卷（指《中国思想通史》，引者）参加合作诸君，除青年同志外，当时都已是学界名家。他们各自的学术成就，都已经能够独立营造大厦，但是，1957至1959年，他们拿出自己成熟的精品赋予第四卷的结构中。如果说第四卷有什么特点的话，我想，首要一点便是众家之长得以荟萃”[12]。

  [1]侯外庐著：《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页。

  [2]1932年9月，侯外庐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这是中国人最早翻译的《资本论》版本。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由世界名著译社出版。

  [3]侯外庐著：《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4]同上，第85页。

  [5]同上，第108页。

  [6]某种程度上看，亦是指“主观之学”（章太炎对“子学”的看法）与“客观之学”的结合，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命题。

  [7]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9]同上。

  [10]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1]《轫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12]同上，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