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你曾说“找到合适的语言调性是写小说时最难的，找到合适的语调，技术才能呈现出来”。在写这本书时，你希望确立一种怎样的语言调性呢？

  路：一种含混的、双重的语言，既带有叙事者的揶揄，也带有主人公的自嘲，其中频繁运行的抒情既是抒情本身，也是反抒情的。这样的话，就需要读者辨识一下，或者干脆地说，需要读者用本能来判断小说的语境。这本小说的句法有很反常的地方，它用句法去处理人的情感、创伤和意识形态。照理来说，上述内容都应该用功能性的讲述来表达，至少要用准确到位的心理活动描写。但这本小说没有，它认为讲话的语调早已决定了态度，而态度又偏偏遮蔽了诸多事物。

  萌：提到“叙事者的揶揄”，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是第三人称叙述，但一些读者确实偶尔会困惑于哪些是李白的态度和想法，哪些则暗含了或者更多是叙事者的潜在声音。可以举例和我们谈谈为什么决定采用这种双重的叙述方式吗？在使用这种自由间接体时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路：真正的双重叙述要比这本书所使用的更复杂，目前来看它只是有限地使用了这一形式。双重叙述会使小说更有趣些，当然，歧义也更多。李白这个人物还算好，他只是在个体和爱情层面上制造一些歧义，但如果这个方法牵涉到广义的层面，你想想会是什么场面。

  它最大的困难（应该说遗憾）在于，我本来应该用这种双声部处理更多的内容，仅在语义层面就有很多指涉的可能，但考虑到这么写会太像微博上的网友吵架，我还是选择了收束。在这本书里运行的世界观是：态度即真理，而真理在他者手中。比之存在主义所说的“他人即地狱”，地狱已经是一种价值判断，更难办的是“他人即真理”。

  萌：刚才你也提到了这部小说中的抒情本身也是反抒情的，为什么想要实现这种“反抒情”？

  路：人们讨厌抒情，不是吗？抒情有很多种：个人抒情、国家抒情、世界抒情。在这部小说里已经写到了，方教授告诉李白，如果有人想说你贱，他们就会首先说你的抒情是贱相。形而下地说——你作为个人抒情一下，公司领导批评你，自由人士也嘲笑你，归根结底，是因为你拜码头拜得还不够。这说辞有点难听。在算钱的时候只有利益方，在抒情的时候会呈现他者。个体作为他者是无法避免的。我对于“我者”的理解可能有点浅薄了，“我者”之中仍然有“他者”，最细分的那类“他者”并不是出自算钱的时候，而是出自抒情的时候。但我们是否敢于和这个最细分的“他者”决裂？我看不一定。

  如果这样的话，抒情和反抒情都构成了话语权力。它们本身没有对错。人尚且不能允许自己无度地抒情（或反抒情），又怎么可能轻易同意他人的行为？这种约束也是这本书里想表达的，他们没有想从李白身上赚钱，仅仅是无意义地嘲笑了他的无意义。

  它也许还想反向地表达另一层意思：那个在细微时刻安慰你的人，比那个让你赚到钱的人更可贵。因为他容忍了你在意义上的偏差，这件事看上去很不实用，只有等人死了以后才能明白。人死了，就没有生产价值了，只剩一些意义。这种意义使我们活着的人还在读前人的书，理解前人讲过的话，哪怕它出现了偏差。

  【本文为节选，刊于2022年《萌芽》10月刊】



《关于告别的一切》
路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