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少年巴比伦》中纯真率直的叙述语调不同，路内在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中运用了一种多义、双重的语言，在个人和爱情层面都制造出了许多歧义。十月，《萌芽》杂志专访路内，回望他二十多年来的写作经历，值此路内获得第五届施耐庵文学奖之际，一起重温这篇专访的精彩片段。

  路内

  小说家，1973年生，著有“追随三部曲”系列（《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长篇小说《云中人》《花街往事》《慈悲》《雾行者》，以及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智族GQ》“年度作家”等奖项或称号。2022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

这个主人公的言辞也不稳定，

时而躲闪，时而极端。

这种不稳定性好像又带有双重意味：

既像是小说技术，

也像是真实人世。


路-路内 X 萌-《萌芽》

  萌：我们的许多读者对2016年1月号上刊登的《十七岁送姐姐出门》印象深刻，那时你和我们分享了创作这篇短篇小说以及“追随三部曲”、《云中人》《花街往事》《慈悲》等作品的经历。此后你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雾行者》和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最近你的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也已出版，借着这一契机，我们想请你谈谈这几年来你的创作体会。你写这本书的动力是什么呢？当时你想通过这本书探索什么新问题？

  路：这是我在十年前就想写的一个故事，写完《雾行者》之后觉得可以动笔了，当时是2020年初，有很多想法和最初不一样了，这反而促生了我的好奇心，想看看它写出来会是什么样的。

  我原想写爱情和性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对一个男人的决定性的影响，或是他的观念由此产生的递进变化。性当然不只是性爱，还涉及个体的生理和心理。这部分我在小说里也触及了，但在进行实际操作以后，发现问题可能更复杂些——它牵涉到了人世和伦理。这个主人公的言辞也不稳定，时而躲闪，时而极端。这种不稳定性好像又带有双重意味：既像是小说技术，也像是真实人世。

  萌：《关于告别的一切》的主人公是出生于江南小城“吴里”的小说家李白，小说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85年到2019年，李白从少年逐渐步入中年。一些作家在进入中年后会转换题材，不再书写青春故事，认为自己已经很难再写出那种情感的浓度了。但在这本书中，李白和朋友们少年时代的故事依然十分有力地吸引着我们。在写少年时代的故事时，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吗？如果有，是怎么克服的？

  路：我给自己找了个很糟糕的借口，全书结束的时候李白四十四岁，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与会者年龄上限是四十五岁，按这一标准他还是青年。这样的话，他的前半生（1975—2020）正好两头触到了两个大不相同的时代，是不是很有意思？

  从十岁开始讲起，实际上不是青春期，是童年视角。较长的时间轴算是一种经验。写青春期的小说，免不了也会写到中年人，讲述两个世界的抵触。如果活久了，会发现在跨过了那么久远的年代之后，人会与自身形成抵触。这种抵触是有逻辑关系的，但在小说中，它变得尤其不好处理，因为时间轴太长，有时会一下子跳过五年，主人公的行为、心理和上一节会出现明显偏差。

  写少年时代的故事，最大的挑战当然是容易写得旧、写得雷同。关于少年时代的小说太多了，回溯式的往往有丰富的故事元素，在场式的往往更见血见肉。小说的语言风格和视角可以稍稍避开这种雷同感，有些不能免俗的地方就只能看故事情节是不是能拉开差距了。

  萌：小说中有十余位身份、年龄、性格、气质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李白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很难用“爱情”或“友谊”来简单定义。你曾说自己不太擅长写女性，“总是按自己或者叙述人的想法曲解她们，把她们归类”，集中书写了这么多女性后，在这方面你有形成一些新的经验吗？

  路：我说自己不太擅长写女性，指向的应该不是一种写作意义上的失能，而是在性别意义上的遗憾。在这点上我肯定无法比女作家写得更好。女性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写作标的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也未必每一个都含有性别政治上的“女性”意味，否则问题可能会更复杂。

  如果说自己对女性的“集中书写”形成了“经验”，这会是一个相当冒犯的说法。我情愿认为，所有的人物，不论男女，我每写一个就告别了一个。写了这么多年，很多女性人物让我难忘，最难忘的是《雾行者》里面的梅贞，她似乎在最后时刻——我要安排她退场的时候，自行决定离开。这样的话，我丧失了一次彻底剖析她的机会，她超出了我的经验。有一天，一个读者发私信问我梅贞结局如何，我说她幻化掉了。读者说，是消失了。我想，幻化是比消失更绝对的消失。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对人物的书写，可能是永远无法积累经验的。否则的话，一个作者一生中最后写的那个人物应该是写得最好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