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妻纲”的问题，是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困境相关的。在传说中的上古母系社会及近代男女平权运动之间，绝大部分社会都经历过一个男性对女性的优势时代。但问题在于，男女本身是一种生物属性，而夫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家庭作为人类的一种核心关系，其运作本身依然有着分工的因素，因此仍是一种社会存在，很难变成两个个体完全的平等合作关系。这种分工关系决定了双方的相互配合，有主有从，在这个过程中，大小、先后的关系出现了。在男女分工而又主要是依靠体力的时代，男性的优势常常是显然的；但当这种分工有着各种智力或其他因素进入的时候，男女的优势完全可能易位，但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仍然会有着各种主从、主辅关系充斥其间。

  现代许多人的错误在于，简单地把主从、主辅理解为主奴关系，是一种压迫关系，而不知道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主客、主宾、主辅等虽然人格平等但大小有别的关系。所以我曾经发过一个“谬论”，提出夫妻不当以男女分，而应以主从分。现实之中，巾帼不让须眉者所在多有，男子之中无阳刚之气者亦比比皆是，因此“男为女纲”可破，但“夫为妻纲”难破，就是因为家庭之中这种主从关系的存在。主从关系就是小和大的关系。

  因此，所谓“先立乎其大”，便是要求为主者先要负起自身的责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先要像君，臣方才可以像臣；父先要像父，子才可以像子。古人对君主、长上不是姑息迁就的，相反是要责难于君，求全责备的。所谓君义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道理也都一样。具体对于君臣关系而言，所谓君，只有在具有君德即施行仁政之时，才可以称为君；否则自外于人民，便是独夫民贼，可以“诛一夫纣”。假如君权绝对不可撼动，那么汤武革命就是一番虚话。被片面解读甚至被刻意曲解的“三纲”理论，尽管在后世被某些权力者所鼓吹，但与古典儒学其实是相背离的。

  今天许多人张口儒学，闭口儒学，但观其内容，却常常与朱元璋、朱棣、雍正、乾隆一鼻孔出气，这是把历代专制者强加给儒家的观念当成儒学了。汉人尚且知道“天下之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司马迁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谈儒学而不以孔子为宗，那又何必自称为儒学呢？

五
  “先立乎其大”假如说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利用大小、本末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是否合乎这一原则。

  譬如，在政治上，最首要的“大本”就是韦伯所说的正当性问题。正当性本来在西方的表述是合法性（legitimacy），但这种合法的含义是自然法，而不是现实的法律。假如法律就是合法性，那么君主完全可以制定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许反对的法律，秦始皇以下许多朝代就是这样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就说过，“要盟也，神不听”。自然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对应物是天理，所以合法性，其实可以译作合理性。但西洋的rationality已经被译作合理性，所以只好译作正当性，这样不易产生歧义。正当性用传统的表述其实就是正统性。但因为正统性常常与家天下的世袭制纠缠不清，所以还是正当性比较合适。由不该承担君权的集团或个人承担政治权力就是缺少正当性，用中国传统的语言，那就是乾纲不振。在经学中，乾被理解为乾元，“首出庶物”，所以是大。

  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一正当性呢？孟子的说法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借用《尚书》的说法，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至于民众如何行使这一选择权，非一言可尽。但孟子也曾给过一个判断，那些违背民众这一政治大本的结果，便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周厉王时代“道路以目”，所以最终还是被赶下台了。

  假如政权尚能维系，那么是否遵守共同制定的法度便成为根本？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制定共同认可的法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正名并不是权力者的自我宣示，而是要使言顺、事成。在这里不许存在对语言的扭曲，而是在共同理解的语言约定之下建立公意，并成为法度。假如法律模糊并扭曲其义，那就不叫“名”；假如制定了法律而不去遵守，那就不是“正”。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正名”，便是“先立乎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