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的这种关系，其实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本末先后关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生命的本源最大，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生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先立乎其大”，也就是回到生命宇宙的本源处。这一观点说起来似乎也容易接受或理解，但一遇到具体的问题，许多人便不知所措了。

  举例而言，这一“先立乎其大”的观念，《尚书》还有一个比喻，也就是所谓“如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我们日常所说的“纲举则目张”，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一观点后来引导出著名的“三纲说”：“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自从东汉《白虎通》一书明确界定“三纲六纪”之说以来，直到晚清的中体西用派，都把这一观点看成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但近代以来则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许多人都把这一观点视作传统“糟粕”，务必除之而后快。也正是因此，不仅在“五四”以后的反礼教运动中，“三纲”被视作礼教的核心；在后来教科书的社会历史叙述中，君权、父权与夫权的统治地位仍然被看成“封建主义”的遗毒。这些观点同样影响着二十世纪下半叶包括众多学者在内的普通国人的理解。其中有些试图为传统儒学开解的学者，在为“三纲”溯源时找到了更早的表述，譬如《韩非子》一书，便如获至宝，以为从此就可以把“三纲”归入法家，与儒学脱离干系了。

  二十世纪是一个经学衰微甚至几乎中绝的世纪，做这些讨论的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从根源上讨论一下“三纲说”的原始意义。这种讨论其实也是一种“先立乎其大”。近代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平等的本来意义，当晚清又从西洋学说中听到平等一词的时候便如获至宝，于是追求一种近乎绝对的平等便成了潮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被匆匆否定，成了无政府主义；家庭里的父子关系被理解成压迫关系；夫妻关系则逐渐被男女平权所替代，娜拉出走成了时髦。譬如，晚清女权运动的先驱金天翮（金壹）的《女界钟》一书，其观点之激进在许多方面远超于当代女权主义者。

  当然，激进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在晚清政治及社会中并非捕风捉影。元明清以降，无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权力、世俗礼教的偏执，还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压抑都是事实。我们首先必须肯定，这些激烈否定传统以及对平等的要求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根据清代的政治社会现实而否定一切传统礼教，也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毁掉了文化赖以生成的良性土壤，平等只是成为一个抽象的名词，更大的不平等反而在许多领域重新确立起来。

四
  问题是，晚清以来对于“三纲”的诠释，是否合乎原义呢？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纲举目张的意义，那么什么才应该成为纲领？譬如父为子纲，从核心家庭存在的现实而言（汉代其实已经是五口之家为主的家庭结构），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纲目关系，不仅在伦理上是正常的，在实践中也是合理的选择。今天的法律也依然尊重监护权。父母本来便是作为子女的本源而存在的。所谓“父子有亲”“父慈子孝”“父子不责善”，本来便是儒学对父子关系的双重约束。但中国传统社会到了后期确实遇到了根本问题，在父子关系中更多强化了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性，所谓孝被片面强化了“顺从”的含义，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与古典儒学是相背离的。至少在汉代所尊奉的《孝经》中，“家之诤子”“国之诤臣”都还是经典所鼓励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作为父母角色的“家有严君”，在《周易》中本来是一个受尊敬但鼓励子女任事的角色，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与慈祥相对的那种严厉。譬如，后世母亲被称作“家慈”，父亲被称作“家严”，严本来是敬的意思，现在却与慈相反，被绝对化了。而经典本来一直说的是“父慈子孝”，现在慈反而成了母亲的专利。这表明，对古典的错误理解不仅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甚至也已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君臣关系也是一样。在孔孟那里，君臣关系首先是上下级关系，所以入仕则为臣，不入仕则不为臣。在春秋时代，凡有封地或封爵的，都可以称作君。所谓入仕，也就是出来做事。这和现代社会到企事业单位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具体的君臣关系，最初不过是韦伯所谓“科层制”管理机制中的上下级关系。君本来也是一个中性词，从尹从口，发号施令。同样，在一个科层制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也是必然的。但即便如此，古代也还有“从道不从君”之说。“君为臣纲”的本意恰恰是责难于君，要求在源头上立天下之大本。而在近代人所理解的“三纲”理论中，“君为臣纲”被理解为君主对臣民的绝对控制，这种君臣关系固然应该遭到否定，但显然已经不是“三纲”所本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