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助手在《长编》中鉴别处理过的史料，司马光并非一味承袭，而是做了认真的审核订正。若《长编》的考订正确，便取之直接编入《考异》。如《考异》卷二淮阳王更始二年“刁子都”：“范《书》作‘力子都’。同编修刘攽曰：力当作刁，音雕。”又如《考异》卷三十后汉隐帝乾佑三年“帝为乱兵所弑”条，先注明张昭《汉隐帝实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汉隐帝纪》、《周太祖纪》都记载隐帝为郭允明杀；接着引刘恕曰：“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盖郭威兵杀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最后司马光按：“弑帝者未必是允明，但莫知为谁，故止云乱兵。”这里司马光不仅采纳了刘恕的后汉隐帝非郭允明所杀的考证，而且进一步解释了《通鉴》正文“乱兵”一语的意涵。若司马光不同意《长编》的考订，就选取自己认为正确的史料收入《通鉴》，并在《考异》中加以说明。如《考异》卷二十九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吴越王镠始建国置百官”条，先举刘恕《十国纪年》载钱镠如何奢靡荒恣，再列《吴越备史》、钱易《家话》记钱镠如何节俭，然后曰：“刘恕以为，钱元瓘子信撰《吴越备史》、《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弘倧子易撰《家话》，俶子惟演撰《钱氏庆系图谱》、《家王故事》、《秦国王贡奉录》，故吴越五王行事失实尤多，虚美隐恶，甚于他国。”最后司马光加按语云：“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盖其子孙所为也。今从《家话》。”对于吴越王钱镠的行事，司马光不同意刘恕的考证，于是改取钱易《家话》的记载修入《通鉴》，并在《考异》中对刘恕的意见作了辨析。

  经过十九年的不懈努力，宋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成书。十一月，司马光上《进书表》，将三书同时上呈。

《考异》的独特价值
  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宋哲宗下旨，《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三书于杭州镂版刊刻，《考异》单行本开始流传于世。宋末元初，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将《考异》各条散入《通鉴音注》之中，《考异》出现第二种形式的传本。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独立的学术价值，《考异》单行本并未湮灭，明清两代皆有刊刻、钞录，流传不绝。

  《考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说明修史时如何取舍鉴别史料以考订史实的专书。自古史家著述，都必定对史料下过一番辨证取舍的工夫，但自创一书，把修史时利用的书籍资料以及对史料的整理考订情况记录下来的却几乎没有。东晋孙盛作《魏氏春秋》三十卷与《魏阳秋异同》八卷，似为《通鉴》之有《考异》之滥觞。惜两书久佚，仅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存录片断，《考异》所采均出自裴《注》，已无法窥见孙氏二书之全貌。刘宋裴注《三国志》，“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但其注的主要目的还是博采众书以补阙疑、备异闻，虽有所辨正补订，却并未形成考订史料的完整体系。司马光首创《考异》体裁，将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且真伪夹杂的原始材料逐一列出，并完备地记录《通鉴》如何进行史料的甄别考订，判断真伪，取信存疑，从而成为一部具有严密系统和统一体例的专书。《考异》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对史时、史地、史事、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考订辨正。故《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当是公允之论。

  《考异》又是探究《通鉴》史料来源的主要途径。为了编撰《资治通鉴》这部编年史巨著，司马光及助手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可惜司马光并未留下完整的参考书目，告诉后世《通鉴》修撰究竟凭借了哪些书籍，只能通过《考异》以略窥其涯涘。《考异》引证书籍资料凡三百四十八种，除了从《史记》、《汉书》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十九部纪传体正史外，还有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编年史、实录、起居注、杂史、霸史、文集、奏议、谱录、行状、别传、墓志、碑铭、地志、小说、政书、类书等等。这些虽非《通鉴》参考书籍之全部，但已经充分显示《通鉴》史料来源的广博。分析《考异》对于这些书籍资料的引证考订和采择情况，不仅可以了解《通鉴》在编写各朝各代历史时史料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依据，还能知晓《通鉴》在记述某一具体史事时根据的是哪些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