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北宋宝元元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时期，为变法反对派的领袖，退居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在政治上，司马光是北宋非常重要的中央官员，在立英宗为皇子、濮议、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术上，以他为代表的涑水之学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学术流派。

  在司马光诞辰1003周年之际，今摘选《资治通鉴考异》整理说明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考异》与《通鉴》的关系
  说到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一部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历史借鉴的书，即注重其政治功效。这种理解当然不错，也“名副其实”。但由此也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冲淡和忽视《通鉴》一书最基本的性质，正在于严谨的历史叙事。司马光不是道学家，也不会以空洞的理论说教来启迪帝王。他是史学家，其肩负的使命是向帝王讲述历史上各王朝之成败兴亡，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毋庸赘言，这些总结是否能有效地用来指导政治实践，取决于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准确，即《通鉴》把握史实的精准度。通过史料来确定史实，是古代史学家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其最高准的。《通鉴》一书撰成，前后凡易十九寒暑，何其慎重其事。司马光与其助手如何能保证该书的质量，充分占有史料自然是第一步。但史料多有多的麻烦，少又有少的苦恼，且真伪夹杂，信疑两难，如何从中鉴别提炼出可信的史实，这是任何高明的史学家都会遭遇到的困扰。能否找到出路，从繁化简，由晦转明，史家的高下优劣，由此判然而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正是司马光记述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通过考订鉴别史实，从而纂成信史的一部专书。

  《考异》是《通鉴》的辅翼之作，也是《通鉴》的直接副产品之一。它的编纂，是与《通鉴》同时间、同步骤进行的。北宋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英宗诏司马光自选助手，设立书局于崇文院，开始正式编修《资治通鉴》。其助手先后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通鉴》编修的方法是，先标列事目，排比史料，以为《丛目》；继而就史料异同详略，考订抉择，以成《长编》；这些都由助手分任，最后由司马光删正定稿。

  编次《丛目》，是对史料搜集整理列目编年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助手先取一部较为原始可信的正史或编年史为纲（如唐史则用《实录》），将史事依年月日标目列出，然后把所有参考书籍中凡与史事相关涉的材料，皆依年月日添附在提纲中，作成一部编年体的资料事目汇编。这部《丛目》中既有相同、相似的记载，也包含大量互相违戾的史料。因此，编次《丛目》的过程，就已经藴含了《考异》资料的搜集整理。撰修《长编》，则是在《丛目》的基础上，对搜集整理好的史料进行取舍鉴别，并写成《通鉴》草稿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将《丛目》所录关于一时一事的史料全部检出：“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即以考订为正确的史料撰成《长编》正文，而相违戾抵牾的史料以及编纂者的取舍缘由，则以《长编》附注的形式加以保存，这就不仅为《通鉴》删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考异》的纂辑准备了素材。《资治通鉴》定稿，由司马光亲自捉刀。他审核《长编》中已备的考证鉴别，以凝练为《通鉴》，另将附注中的材料编纂成《考异》。

  简而言之，纂辑《丛目》，是广泛搜集史料并进行编年整理的过程；撰写《长编》和附注，是鉴别各种史料之异同真伪，以供取舍，确定信史；而提出考订的理由和结论，则是为取信于时人后世。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的夹注中，曾经对如何在《长编》附注中保存不同的史料和取舍缘由，作出严格的规定：“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考异》的各条，也正是按照这样的体例编写起来的。

  然而，司马光对于《考异》，绝非仅有编次之功。首先，《考异》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光首创的。《考异》有着完整的系统，全书三十卷，二千九百七十七个条目，依据《通鉴》编年的次序，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分属于周、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五纪（秦无考异），与《通鉴》的编年体各纪相辅相成。《考异》的体例严整划一，每个条目必先取《通鉴》文句标明所考订的事目，然后逐一列举各种文献的不同记载，最后说明自己的考订意见和取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