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中国小说未来走向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因为有了网络，有了多媒体。我觉得网络文学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比如说我分析过《琅琊榜》，结构就是严肃文学都有的，它写得非常好，每个细节每个布局都很严密，结构不就是“王子复仇记”么！我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讲，到了文学需要融合的时代，我们要向网文作者学习。

  我意思是说，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这些词我都不用了，这些词都不够严谨。文学我们到了这么一个高科技的时代，需要互相学习。精神性领域的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通过叙事的门槛，叙事的命门，叙事的穴位来实现的。

  我晚上失眠的时候，会看看《风起陇西》，借三国演义的幌子写谍战，就是这个套路，并且文艺的细节把握得好。文学就是人学，人性小的细节。

  马伯庸的小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叙事的命门。在一定的事件里面，读者大概知道的情况下面发挥想象，那恰恰是想象的开始。《长安的荔枝》从杜牧的两句诗开始了想象，三国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从小喜欢看三国，看他那个特别亲切。这个想象的空间里面，其实他融入了很多博物，知识积累。

  在法国，有很多厉害的博物的小说家，关于植物，关于医学都有。后来他们都没有留下，为什么？他们讲故事的能力不行。这些人的后面产生了伟大的小说家。新小说学派就是根据博物的教授写的小说成长起来的。马伯庸这个能力特别厉害。他不违背人物规定的情节，不违背故事的逻辑，它完成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是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概念，文学意义上的时间由细节构成。时间还有第二层意思，许子东教授讲过，他概括大陆创作小说的情况，好的小说都是50后提供的。我想说，马伯庸已经是一个我们特别去研究，特别是考量的现象级作家。

  我网购了《显微镜下的大明》，当时要写一部小说没事干，就专门看他的书，没想到，里面不是故事，全是账本，全是细节。

  马伯庸这种创作是我们文学批评家，文学界值得研究的。就是融合知识与博物。他写作的时候采访大量的人，包括“曹主任”这个形象，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对这本书的直觉是，三个年轻人他都处理得特别好，各种关系，还有红十字会。还有一个，他选择的那个年代跟我们相距一百多年，它恰好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关键时刻，政体、文化、医学，他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扶手——我形容成扶手，上楼梯下楼梯这个扶手很重要。医学恰恰是关爱、慈悲，关乎每一个老百姓，这是特别好的扶手。一百年前，今天读者去读，是历史小说又是现实小说，这个是我想称道的一个点。

  细细分析，里面有很多可供分析的地方，《大医》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也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