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思是顺应自然的力量，而非加以抵抗呢？这是许多人仰赖“自然疗法”而非现代医疗的原因。他们似乎认为，自然疗法只是利用自然的潜在力量，而现代医药却是取而代之。

  这样的说法完全没道理。如果某种药物能够发挥作用，原因正在于它利用了自然里存在的治愈力量。任何想要违背自然法则的药物，都不可能发挥药效。所有的药物都希望以自然之中会带来疗愈的成分，去对抗自然之中带来伤害的成分。正如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言：“任何科技如果想要成功，尊重现实就必须比公关宣传来得重要，因为自然是无法蒙骗的。”

  同样地，每项科学进展都必须遵循自然，科学不能违背自然法则：科学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真正视自然为无物的，并非科学，而是一些另类医生，他们会提及所谓超自然的力量。确实，当查尔斯王子说“自然的神秘过程”时，他似乎把我们带回荷马时代，对荷马而言，自然确实是神秘的，因为它是由喜怒无常的神明所控制，而非可预测的客观规律。

  世界所面临的“自然”问题，确实越来越多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发生的。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全球变暖与生物科技等严峻问题。那么，对于“自然”的正确理解，是否能帮助我们处理这些真正的难题？

  的确，唯有正确地理解自然，我们才不会误入歧途，并确保自己的关注点放在真正的问题上。全球变暖就是个例子。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是全球变暖现象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它的最新报告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太阳与火山的总和影响本有可能导致全球降温。只有在包含人为影响的模型中，才会观察到全球变暖的模式及其变迁。”而且，在2020 年的非洲，“气候变迁会使得约7500 万～2 . 5 亿人口面临无水可用的危机”，“在某些国家，仰赖雨水作为灌溉的农业，其产量可能会减少到只剩五成”。

  这些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不过，如果认为这是人类对抗自然的结果，可能很难说清楚，这种推理方式构成了我们思考的障碍。例如，许多环保分子坚决反对科技手段解决自然问题。他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来自于我们对自然的不尊重，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尽量不要让人类“干预”自然。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威胁到生物多样性（这可以分出另一个问题：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人类健康，以及农民的生计。有人认为这些危险被高估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贝丁顿爵士（John Beddington）就表示：“在帮助提升产量、避免虫害与农作物疾病方面，转基因作物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优点，它已逐渐成为全球的潮流。” 他的办公室也发表报告，表示我们必须“降低有机作物与转基因作物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进而全面探索结合转基因生产模式与有机生产模式的潜力，如此才能达成粮食生产的永续发展”。不过，他也一再抱怨，在这些议题上几乎无法进行真正的辩论，因为立场极端两极化，而且有许多人在意识形态上就反对转基因作物。贝丁顿认为我们必须评估新科技的风险，但如果我们把“人类究竟可以干预自然到什么程度”这种不相关的问题也纳入讨论，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

  对自然的正确理解，并不是在科学与科技准备好要改变世界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东西：只有在我们相信科学是可能的时候，它才存在。真正的差异，并不存在于科学、科技与自然之间，而是存在于自然（也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并改变的世界）与充满迷思与幻想的超自然之间。所以，与科学最为紧密联结的乃是“自然”这个概念本身，而不是未被科学与科技“玷污”的神话时代。

我们到底伤害了什么？
  把自然视为人类可以伤害的东西，这种想法的讽刺之处，在于它等于是把我们自己视为外在于自然的东西，而非其中一员。这种思路最为错之处，就是它怂恿我们对自己所作所为采取这样的观点：自然是被害者，而我们是侵略者。我深信这是错误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能伤害特定物种，但我们无法伤害自然本身，就算我们想这么做，其实也办不到。

  试想我们处于一个完全因自然本身变化而气温不断下降的行星里：除非我们赶紧做些什么，否则到了2050 年，许多地方一年四季都会被冰雪覆盖，使得农业不再可行，出现食物短缺和大量移民的情况；只有少数热带区域才有正常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该做什么其实很清楚：开采煤矿，使用石化燃料，砍伐树林，让牛群尽量排出温室气体，丢掉自行车，驾驶耗油量大的汽车…… 此时人为的全球变暖会成为道德律令，而非灾难。

  这个假设说明，人类今日的生活方式并非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它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将会危及未来的生活。相较之下，奴役、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在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而以地球正在冷却的例子来看，大量的碳排放根本不能算是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