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用寥寥几百字来勾勒科幻的历史，像是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平行宇宙般的书写时空。这中间不能否认，西方有过威尔斯这样一手写狄更斯式写实小说，一手写科幻以及乌托邦想象作品的作家——晚近的女作家莱辛和阿特伍德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写的已然是恶托邦科幻；而中国也有曾在青年时代热衷译介科幻、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之父的鲁迅。但大体上，在过去二百年中，人们可以为科幻写一部并不包括经典作家（如奥斯丁、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的平行历史。这是一种非主流的文学史书写。科幻作为一种类型，甚至可以独立在将所有其他类型视作总合的文学之外。

  甚至，关于科幻是否是文学，也会引起讨论。在有雅俗（或高眉与低眉）之分的读者心目中，科幻是消遣读物，进不了文学殿堂；这种傲慢与偏见，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日趋显得落伍。但另一方面，科幻性和文学性，在有些维护科幻独立地位的作家和评论家那里，有时候也竟然能够变成一组二项对立。在国内科幻迷的心目中，科幻“出圈”既是机遇，也是危机。随着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越来越强——特别是一批极其优秀的女作家在近年写出“文学性”表达相当精彩的科幻作品，读者开始辨别“硬”“软”科幻（甚至出现“稀饭科幻”这样的说法）。这或许是必然趋势，因为当文类流行起来，越来越多参与进来的作家无论科学“点子”是否有趣、合乎逻辑，首先还是要做一个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是所谓虚构作品的作者。文学性的提高，恰好是这个文类在整体上强化社会关怀、提高审美自觉的表现；此外，本来就是打破界限的科幻，本不该自我设限。事实上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国刚刚发生的科幻“出圈”现象，在美国和英国都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当科幻新浪潮在英国最先出现、随即冲击到美国科幻，乃至于后来不断在世界各地——从盎格鲁风和法兰西风国家到印度、西葡语系国家——出现各种形式的新浪潮变体。如美国本土出现“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出现亚裔科幻作家群体，如刘宇昆提出的在英语语境中具有反对西方中心意义的“丝绸朋克”（Silkpunk）。

  以上所述，其实只是陈述一个很明白的观点：科幻小说是文学，是比非科幻文学更多借助于科学思维的文学，其中科幻性与文学性并非二项对立，这在科幻最初发生时候，雪莱、凡尔纳、威尔斯那里原本都不成为问题；社会关怀和技术奇观融为一体。历史上科幻与世界文学主流的平行宇宙关系，是美国文化工业内部制造的类型区别，在中国也有其他原因造成科幻与主流文学界过去的隔绝。但我认为，事情已经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幻不仅更具文学性，文学也更具科幻性。仅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正因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以刘慈欣、韩松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科幻发生兴趣，导致《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科幻文学纳入其中，在此之前出版的《哈佛新编美国文学史》中也有多篇涉及科幻文学的章节。在文学领域，我甚至持有一种更大胆的观点。科幻小说作为中国文学最新的前锋，已经开始影响所谓的“纯文学”。不仅有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作家如骆以军主动借用科幻主题、科幻元素、科幻世界观来重新安排小说叙事，甚至在当代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王安忆笔下，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具有科幻性的时刻，如《匿名》中作者时而拉开镜头、进入外太空视野来反观人间。这并不是说科幻已经成为主流，但这意味着叙事上更深层次的一些变化比文类区分更重要。

  我认为，与维护科幻的“纯洁性”或者反过来维护“纯文学”相比，认识到世界/世界文学的呈现与生成方式都正在各个层面获得越来越强烈的“科幻性”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过去二三十年，也正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个阶段看作一个政治、技术、文化转变的关键时间段，科幻从作为消遣读物、大众流行文化的边缘地位，在整个文化场域中转而成为各个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对象，甚至变成一些新型理论发生的基础（从技术美学到认知科学到文学理论到社会学、人类学、新的哲学学派等），这是一个科幻脱离约定俗成的“类型”，变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表现、生成世界的“方法”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新技术的出现，人类感知和沟通的方式从模拟转向虚拟，从线性逻辑转向空间化感知，从人本中心转向超越人类纪的非二项性思维，技术带来的变革也影响到承载着塑造自我与世界功能的讲故事的方法。如南希·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通过对网络文学、后人类“身体”、“非思想”（unthought）认知的研究，从传统文本研究转向了最激进的科幻思维，甚至认为人类用语言来构筑的文学时代或可能即将终结，未来的文学就像科幻小说那样，是借助于技术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过去的二三十年也许只是一个起点。文学性与科幻性的交融可能会在未来加速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