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非常感谢刘老师。刚才提到全球化的大都市时代，宋老师对这个背景是怎么理解的呢？您从芝加哥回到了北京，《发现东亚》本身又是一本全球史、区域史面向的写作，非常想听听您怎么看待新时代的历史写作？

  宋念申：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觉得挑战非常明显。我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我们的非专业读者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大数据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非专业人士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材料，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受到的传统的训练其实优势并不大。另外一条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那就是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特别是以历史叙述为主体的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文学。因此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你的身份和角色是什么？

  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更具挑战的课题，同时也打开了很多非常美妙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束缚都不存在了，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回到写作本身。对新一代的历史写作者而言，你的叙述不只面对你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或者几个期刊评审，而是面对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和读者。所以我觉得这是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说到都市化，我回到中国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肌理去看看。我在大都市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发现很多时候，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历史写作，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比如说面对非常令人兴奋又充满了变化的现代东亚，它的叙事的解释力已经越来越弱了。我想作为一个写作者，不仅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深入社会肌理，了解它是怎样运行的，然后刺激我们去找出一种新的解构方法、叙述方法、理解方法。

  侯深：杨潇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潇：我是在座唯一一个没有经过历史学训练的。我是媒体出身，做过十多年的特稿，在跟公众打交道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发言权。我自己有两点感受，首先，就是故事的重要性。比如说福斯特就曾经讲过，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在原始社会，人类白天和野兽搏斗了一天，睡觉前围在火堆前找点事情做，这个时候只有分享故事才能让大家不昏睡过去。当时在媒体工作，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找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篇蛮好的报道，讲的是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最初的选题是想关注城市的枯竭，然后我们列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最后选择了大兴安岭。那个地方4月1日会停伐，我们猜想当地的鄂温克族和汉族可能会因此产生矛盾，结果去了之后还遇到了一起杀人事件。

  另一点感受是，《重走》出版之后，我陆续跑各地去卖书，参加了十多场活动。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其实跟书没什么关系，而是要不要躺平。后来仔细想想，可能有一点点关系是因为，为了不躺平，我选择回到土地上去。其实很多人不关心中国近代史，但如果把这个选择、这个行为本身当作一个“壳”，使更多的人被它吸引，有理由进入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也许也是一种方式。

  知识民主化拉平了很多东西。我之前在《南方周刊》工作过很长时间，在十多年前网络时代到来之前，还是报刊的时代。《知音》的读者和《南方周刊》的读者是各不相干的。现在公众号兴起之后，随便一篇文章发出来就像扔到了汪洋大海里，大家不会在意你是《知音》还是《南方周刊》，大家也不在意作者是谁，平台是什么，也不太会考察平台的可信度。

  在如今的新环境下，我选择“退守”到出版业。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重走》写了那么长时间，如果单独把任何一章拿出来到公众号上发，它可能不会有任何爆款效应，但合在一起，它就有了某种化学反应。我觉得这是写作一本书特别可爱的一点。

  侯深：周思成老师的这本《隳三都》也是面对公众的写作，而且您讲的是如此久远的历史。您是怎么样在过去的写作对象和当代的写作方式中间找到一种平衡的呢？

  周思成：我研究的这段历史以前关注的人是很少的，包括主流的历史学界也不是很多。刚才大家提到的数字化、全球化时代的写作，对于我这样一个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你为公众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像梁启超说的，隔壁邻居家院子里的猫生了小猫，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我自己的思考是，当代历史写作能够为公众提供的，就是在符合历史学规范的前提下追求真相，通过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现实以及过去人类的经验本身的那种复杂性和可能性，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十强老师和各位评审的作品，也都可以归到这个脉络之下，都是在原有我们接受的那种单一叙事或者简单叙事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不同可能。我觉得这是现在历史写作可以为当代公众提供的一些东西，是个比较谦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