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忽左忽右Leftright，作者忽友功德箱

  人们总爱读史。或以史为鉴，晓天下事；或为勾连当下，展望未来；或当作趣闻八卦，探索幽微人心。

  历史是对心灵与生命经验的拓展，是选择与遗忘的机制，是解读“故事”的意义，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历史学这门古老又新鲜的技艺，是审美、思想工具和人类的自我认识及再教育。近年来，史学领域潮流革新，既往的分科界限被不断突破，历史的写作范式正在面临转变。

  历史写作也是文景专注耕耘的重要方向，我们一直在探索激活历史的公共讨论空间，为此也创办了文景历史写作奖。

  本期节目是JustPod×文景历史写作奖的合作节目，我们将在未来2个月中，连续推出多期合作节目，邀请奖项评委、历史写作者们做客《忽左忽右》，参与到非虚构的历史写作的对话中。

王笛：微观史写作与中国的秘密社会
（节选）

写作方法的转变：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到以人为中心的叙事
  程衍樑：读王老师最近一些年的著作，再回去读您在80年代末出版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发现真的是大有不同。今天作为王笛老师的读者，看您的这些作品，包括发表的一些论文，我觉得有一些特质是极度清晰的，比如说偏重于叙事、微观式的研究，这甚至可以作为某种标签打在您身上。

  但是这和您早期宏观的甚至一些计量史学的历史研究相比，看起来有过一个转型，这种转型是发生在您在美国读博士阶段吗？
 
  王笛：对的。今天来看《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书，我觉得更多用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离今天所说的人文学，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方法，离得比较远。大量的统计资料，三百多个统计表，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里，一切都要转化为数字，讲政治，讲宗教，讲官僚系统。后来再版的时候，我算了一些统计表，当时是很迷恋于这些数字。
 
  这个转化，确实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有的。我们在课堂上，不管是欧洲史、美国史还是东亚史，包括日本、中国，对这些书的阅读，很少有真正的Quantitative Studies，很少用计量方法研究。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搞了半天，叙事才是美国史学的主流，才逐步开始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转变为更多用人文的方法讲故事、叙事。
 
  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叙事方法的转变，再一方面就是研究对象的转变。《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里面是比较宏观的，讲“大”的，虽然是社会史，虽然我不讲政治已经是进一步了，但是毕竟还是讲整个长江上游，而且也涉及经济、人口、政治结构、大的社会，很少见到个体的人，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开始进行新的学术训练。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学术训练不重要，其实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历史资料的掌握，要用资料说话。川大历史系的传统，徐中舒、缪钺这些老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隗瀛涛先生，强调的就是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这种传统，我是保留下来了。

  所以西方一般对我的书的反馈也都是资料非常扎实。一方面我在资料上保留有中国的学术训练或传统，另一方面在思考，怎样能够在历史的写作、历史的讲述方法上有所创新，和我过去的研究不一样，希望能更多地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
 
  这个转折当然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哪天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要研究这个题目了，都是一种慢慢的转化，因为学术训练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在短时期内可能看不到，但是在一学期、一年里的长期磨练中，发生了逐步的转化。几年以后我再回来看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就能明显感觉到，我在学术上的方法、观点、理论已经发生了渐变。实际上，从这种渐变到最后达成一个质变，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到最后我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质变中不一样的地方。

袍哥的出现：移民运动和政治因素
  王笛：一个社会组织和环境、经济、社会、人口结构等综合因素有关。如果要追溯到早期，其实湖广填四川可能对袍哥的扩展也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这种移民运动，首先把长江下游的帮会带进来了。移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几乎都是成年男子，他们进来都要到长江边上，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在他们这种减少家族束缚的情况下，把四川和广东进行比较，实际上四川的宗族势力是比较薄弱的。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虽然宗族势力比较薄弱，但是这些移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难免会和这个地方的土著产生各种纠纷，比如关于土地的纠纷，那么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组织作为后盾，互相帮助，袍哥实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袍哥被组织起来保护移民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