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不敢沉睡，因为据悉男孩们经常互相搞一些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我穿着军装和衣而睡，一个口袋里放着一把刀，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个木制指节套。

　　每天早晨我都从我的日历中划去一天。《真理报》说苏联红军已经攻进纳粹毒蛇的老巢。

　　我渐渐与一个被称作“沉默者”的男孩友好起来。他从不说话，好像是个哑巴；从他进孤儿院那一天至今，没有任何人听见过他的声音。据说他原本是能够讲话的，但是在战争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认定说话没有任何意义，以后他就再也不说话了。其他的男孩们试图强迫他说话。有一次他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但是连一个字都没有榨出来。

　　“沉默者”比我年龄更大，也更加强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互相回避，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拒绝说话嘲笑我这类不能说话的人。假如“沉默者”不是哑巴，而是自己决定不说话，那么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也只不过是在拒绝说话，而在我想说的时候是可以说出话来的。我与“沉默者”的友谊只能加深别人的这种印象。

　　有一天一个男孩正在走廊里折磨我，“沉默者”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把那个男孩打倒在地，我因此得以解脱。在第二天休息时间发生的混战中，我感恩图报地站到了“沉默者”一边。

　　自那以后我们俩坐到了教室后排的同一张桌子边。开始我们互相写纸条给对方，但后来我们俩学会了用手势互相交流。“沉默者”陪伴我远足到火车站，在那里我们与将要离去的苏联战士交上了朋友。我们俩一起偷过一个醉酒的邮递员的自行车，骑着它穿越城里那座仍然埋着地雷，因而不对公众开放的公园，还一起偷看过公共浴室那些正在脱衣服的女孩。

　　夜晚我们俩就溜出寝室，在附近的一些广场和院子里游荡，要么吓唬那些正在做爱的男女，要么从敞开的窗子往别人房里扔石头，要么攻击毫无戒备的过路人。“沉默者”又高又壮，总是由他充当主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