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1963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1939 年到1945 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