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我将离开加夫里拉、米特卡和团里所有其他的朋友我就受不了，过了好几天我才不情愿地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加夫里拉非常坚定地对我解释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的祖国已完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了；而按照规定，和父母失散的孩子们必须被送往特设的中心，他们必须待在那里，直到证实了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为止。

　　在他向我解释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不让一滴眼泪流出。加夫里拉也感到不自在。我知道他和米特卡已经讨论过我的未来，假如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料想他们早已经找到了。

　　加夫里拉许诺说，假如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没有任何亲人来认领我，他就会自己照看我，还会把我送进学校，那里将有人教我重新说话。与此同时，他鼓励我要勇敢一些，要记住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要每天读苏联的《真理报》。

　　我得到一大袋战士们送的礼物和加夫里拉、米特卡送的书。我穿上了一套由团里的裁缝为我特制的苏军军服。在军服的一个口袋里，我找到一支木头手枪，枪的一面有斯大林的像，另一面则有列宁的像。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将和尤里中士一起离开，他正好要去一个设有孤儿院的城市执行公务。那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战前我在那里住过。

　　加夫里拉核实我是否带上了我所有的东西以及我的个人档案是否完整有序。在这份档案里，他收集了我向他提供的所有与我有关的情况，包括我的名字、从前的住址、我所记得的有关我父母的详情、我的故乡以及我家的亲戚和朋友的姓名等。

　　司机启动了发动机。米特卡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维护红军的荣誉。加夫里拉热情地拥抱了我，其他的人轮流和我握了握手，好像我已是个大人似的。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使脸平直地对着前方，把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像战士们捆紧的靴子似的。

　　我们的车向火车站开去。火车里挤满了战士和老百姓。站与站之间，火车在暂停信号灯指挥下开了又停，停了又开。我们经过一个个被炸毁的城市、荒废的村庄，看到了被遗弃的卡车、坦克、枪支以及机翼和机尾外部被炸坏的飞机。到处有衣衫褴褛的人沿着铁路奔跑，向车里的人乞求香烟和食物，与此同时，一些半裸的孩子在张着嘴巴注视着列车。我们旅行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

　　所有的铁轨上都有军车、红十字会专车和装满武器弹药的敞开的卡车。各个站台上，到处有大群苏联战士和穿着各种制服的一度被囚禁的人，他们混杂在一瘸一拐的伤员、衣衫褴褛的百姓和用棍子敲着地面的石块前行的瞎子之中，大家推推搡搡地走动着。到处有护士在指导那些穿条纹囚衣的获得解放的人；战士们在一种突然袭来的沉默中看着那些人—他们是从焚尸炉下被救出来的人，正在离开集中营重返生活。

　　我紧紧抓住尤里的手，并且注视着那些人苍白的脸，他们那炽热的眼睛极度兴奋地闪亮着，像是即将熄灭的火炉中一片片打碎的玻璃。

　　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把一节光彩照人的车厢拉到车站中心。一个穿着色彩丰富、有徽章的制服的外国军事代表出现了。一支仪仗队迅速组成了，军乐队奏起了国歌。那些穿戴整齐的军官和那些穿着集中营条纹囚装的人们在狭窄的站台上一言不发地走过，彼此只相隔几英尺远。

　　车站主楼上飘起了新的旗帜，一个个高音喇叭大声播出时不时被沙哑的演说声和欢呼声打断的音乐。尤里看了看手表，慢慢地向车站出口走去。

　　一个军车司机答应把我们带到孤儿院。这个城市的街上到处是护送人员和战士，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孤儿院有几座古老的房屋，坐落在一条偏街上。无数个孩子正从窗户里往外张望。

　　我们在门厅里待了一个小时。其间尤里读了一张报，我则假装对一切漠不关心。最后孤儿院的女院长走了过来并欢迎了我们，同时从尤里那里接受了装有我的有关材料的文件夹。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把它们交给了尤里，并且把她的手搭到了我的肩上。我用力一抖摔开了她的手。我军服上的肩章可不是让女人的手摸的。

　　分别的时刻到了。尤里假装出心情愉快的样子。他说着笑话，把我头上的军便帽戴端正，还替我捆紧那些有米特卡和加夫里拉的签名的书，我把它们抱在一条胳膊下。我们像两个大男人一样互相拥抱。那女院长就站在一旁。

　　我紧握住缀在我胸部左边口袋上的那颗红星。这颗红星是加夫里拉送给我的礼物，上面有列宁的侧面像。现在我相信，既然这颗星指引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走向他们的目标，那么它也能为我带来好运气。我跟着女院长走了。

　　走过那些有很多人的走廊时，我们经过一间间教室的门口，里面正在上课。四处都有孩子们混战叫嚷的声音。有几个男孩一看见我的军装，就用手指着我并且笑了起来。我把头转向一边。有一个人扔过来一个苹果核，我迅速一低头，苹果核打到了女院长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