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华平教授，辛勤耕耘十余年专门治学的最新成果，也是首部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著。通过编年史这一史著体裁，以明清540余年重大历史的变迁为经线，以明清文人生平、戏剧创作、作品考订、版本流变、历代批评家评论、戏曲传播与演出等为纬线，系统完整地展现明清传奇、杂剧真实、客观的历史风貌，是今人研究和了解古代戏曲的两座高峰——传奇与杂剧的经典之作。本文节选自该书绪论，作者探讨了如何运用编年体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以及戏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精装本）
程华平 著
开本：16开
定价：680元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0年12月 出版


  编年体在很大程度上兼有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既可以载人，也可以记事。写人，大凡作家的生平经历、人际交往、科举仕途、创作心态等和戏曲创作有关的情况，都可以作为关注与著录对象。如果将若干年月的作家情状串联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地辨析出每一位作家的创作踪迹，感受到每一位作家的思想情感、性格特点与心态状况。文学史、戏曲史在介绍作家生平与创作时，往往以概述性文字为主，除了线条轮廓之外，其它情况则少有交代，作家面目时常模糊不清。戏曲编年史比之文学史、戏曲史，更关注作家历时态、整体性情况，可将作家整体情况较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戏曲家生平际遇与戏曲创作。戏曲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作家与作品的研究，而作家研究又是研究重心之所在。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作品都是由作家完成的，作品情节内容的选择、思想主旨的表达、风格特点的形成，均与作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已是文学史常识，毋庸多言。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不少不愿归顺新朝的遗民戏曲家。我们在此借取其中几位戏曲家的独特经历，来说明编年史在展示作家政治立场、生平际遇、独特个性等与戏曲创作之关系，揭示编年史在此方面的独到价值。

  自清人入主中原起，傅山即易青衿为黄冠，弃家而出，流寓于平定、祁、汾之间，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不屑于随俗浮沉。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傅山受到被指控为抗清的宋谦案牵连，下狱几死。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朝廷诏开博学鸿词科，当事竞为推荐，邑长踵门促傅山上道。傅山称疾固辞，有司执意不允，令役夫舁其床以行。既至京师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次年三月博学鸿词殿试，傅山七日不食，称病卧床不与试。清廷强授以中书舍人名义，傅山坚不谢恩，更不接受，清廷只得听其还乡。……傅山在戏曲创作中，对那些投靠新朝者加以讽刺与鄙视。杂剧《齐人乞食》将清初汉族降清士人比作乞食齐人，为贪慕富贵安乐而丧失气节廉耻，对官场假道学、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和欺骗横行的社会风气加以抨击。他的另一部杂剧《红罗镜》，虽是描写秀才与伎女的情爱生活，却处处不忘与官场联系起来，借剧中人物的插科打诨，对官府人物以鞭挞。剧中人物亨公公骂道：“麻子龟，你也是个人，甚么事儿过不得，偏寻到王八家吃饭，只有这个饭好吃么？……我说你在王八家讨茶饭吃，你说千里求官，难道那些做官的都是王八？”“这奴才倒也真个做的官，只知道银子亲，不管昧良心，不是个官是什么？”[1]可谓絶世之骂，尖刻之至。

  余怀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则属于另一种情形。南明弘光朝廷建立后，马士英、阮大铖等奸党开始大肆报复、迫害东林、复社文人，余怀也身陷其中。清军占领南京时，余怀家产遭劫，其妻惊骇而死。从此，他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既为秘密抗清，又为避祸的流亡生涯……余怀介绍自己的流亡生活悲苦不堪，凄惨苍凉……所谓“乾坤一点寄空身”、“江湖憔悴往来频”云云，[2]却也全非事实。在这种辗转他乡的过程中，余怀实际上不乏放歌纵酒、征歌选妓的活动。顺治六年（1649）暮春，余怀应友人之邀游苏州，在观音殿前听演奏。四月游云间，与妓女李倩梁善。当是时，余怀同样“千金一掷，顾盼自雄，有颍川公作临邛令”之意。[3]……余怀面对异族统治，既无反抗之力，又不屑俯首称臣，只好带着对故国之念与亡国之痛，寄身市井尘寰，时常征歌选伎，诗酒盘桓，藉及时行乐以忘却悲苦。……

  戏曲家在江山易主之际颇具个性色彩的独特经历……对于揭示戏曲家的为人与性格特点，以及与戏曲创作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戏曲史、文学史在这些方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所提及，但基本上都是一堆官职变迁、任职地域变化一类的文字，往往只有寥寥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作家面貌模糊不清，更不用说他们的宦海沉浮、人生跌宕、情感哀乐了。……戏曲编年史对作家创作过程中具体情况的记述，可以加强读者对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创作心态等的了解，增强阐释与论述的信服度、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