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

  这种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化，又决非凝固的化石、僵硬的模式，而是常与变、因与革、内与外相统一的有生命的机体。

  我们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错综、变动不居的文化史入手——考察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环境，认识它的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进而把握其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

  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任何民族或国度而言，现代化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主体和客体的互动互化，也即人的发展和环境系统改变的同步共进过程。要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不仅必须致力于各种物化形态项目，如工业、农业、科技、按人口计算国民收入等方面发展指数的现代化，还要致力于社会体制的现代化，同时，归根结蒂必须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人在知识水准、行为、信念、道德、思维诸侧面全方位的现代化，既是种种物化形态项目达到现代化指标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人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这种新人的塑造也是现代化事业的奋斗目标。

  从文化学角度看问题，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着的人本身正是最重要、最辉煌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高度注重人的锤炼和修行，以“人皆可为尧舜”策励人们完善自我。西方文化系统中也有重视人的培养的深厚传统，以近代而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欧文（1771—1858）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过有价值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对此更有精辟的论述，他们多次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两个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大目标——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今天，我们在忙于物质文明建设之际，决不能忽视人自身的完善，堕落为“经济动物”，不能忘记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两大目标的携手并进。

  基于上述，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史，就是为着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交相推引的历程，尤其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怎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又由于哪些内外因素致使其发生变异；这种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又如何外化为物态的、制度的、风俗的诸文化层面；而文化的诸外化层面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又怎样多渠道作用于民族精神。考察文化形成发展的这一往复无穷的辩证历程，真切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和主体自身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变迁，方能获得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克服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主体客体相分离——或者“见物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物”的偏颇，方有可能走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远境界。

  中华民族今日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无论是其优长处还是其弊端所在，都是从长久的历史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并将深刻影响我们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这种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任何斩断历史的做法，都心劳日拙，其结果往往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人们不能摆脱传统，正像无法用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这是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传统作为社会意识诸成分之一，是各代人社会信息的独特载体，兼具继承性和变异性。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借助它，各代人方能相互联系起来，并将前人的经验传递给后人；通过传统，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决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古籍室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于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成为其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构造因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惯性作用，又使它形成一种惰力，当历史进步要求摆脱或改造某些传统时，必须作出艰巨的努力。传统的二重性决定了我们对它应当采取分析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切忌食古不化、全盘承袭和数典忘祖、一概骂倒两种偏颇。对传统持科学的态度又不是单凭良好愿望所能实现的，知之深、察之切，才是把握传统的可靠基础。我们探究中华文化的过去，正是为着真切地把握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传统，考察中华文化现状的历史渊源，从而较有依据地观照中华文化未来的走向。“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本书作者愿将在这一致思路径上的一得之虑与读者诸君交流、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