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恩顿与他的阅读史研究
    沙青青：在我看来，达恩顿对图书的研究，不是简单的文化史、经济史或者社会史的研究，而是跨学科研究。他并不是单纯围绕出版史展开讨论，而是希望通过图书出版看到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时代精神，从中构建出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总体的认知。达恩顿自己也说，图书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混战，既包括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也包括所谓的心态史。

    “心态史”这个词在达恩顿求学的年代用得很多，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被替换成了更时髦的词，叫历史人类学。达恩顿早年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长期在欧洲耙梳档案，所以跟与他同时代、被称为“年鉴学派”的一批法国历史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年鉴学派尝试通过不同时段的分析，重新定义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布罗代尔，他曾有一段名言，“个人规模的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

    什么叫个人规模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日本3·11地震十周年刚刚过去。我们可以试想，3·11地震的时候，你处于什么状态；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回头看事情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它只会变成历史教科书上的一行字，个人历史就被淹没了。达恩顿的研究，就是希望把个人的历史从教科书的一行字扩展到一本书。但这类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资料上的稀缺。想反映当时一家出版社或者一名出版人的经历，你的资料从哪里来。幸运的是，达恩顿找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几万份信件，能够构建出具体的人的动向以及社会动态，这相当难得。

    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塑并不是从一堆档案中进行创作发明，也不是简单地将文本内容进行重新叙述，其根据在于对人的考察，对历史情境中人物的考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很多的历史研究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那就是，我们只是在做史料的搬运工。档案抄了一堆，但能不能从档案中发现真实的东西，其实很难说。而且我们现在去档案馆、数据库里看到、查到的档案，背后都是有一套权利关系、话语逻辑的。如何从这些关系中抽丝剥茧，发掘出真正能还原出历史情境的东西，这才是本领。

    我前两天听过达恩顿的一个访谈，非常有意思。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待档案数字化的问题，达恩顿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次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到一封18世纪的书信，想找管理员复印，结果管理员说，现在谁还复印呀，都是扫描拍照存电子版。达恩顿当时就深受刺激。的确数据化、电子化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危险。他说我的学生们都会去档案馆扫描档案，装进电脑，做成属于自己的数据库。但是事实上，能够真正读完的并不多。这导致我们的研究很多时候只是在基于关键词检索的片段阅读，而不是能反映社会情境的文本的阅读。

    郑诗亮：对，记得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赵晓力教授就说过，现在很多论文读起来有塑料的味道，不是通过作者的研究和调查，从第一手材料中真实地生长出来，而是由数据库中检索到的论文拼凑而成，就像对塑料瓶回收再利用，炼化出新的塑料瓶。

    沙青青：类似的感觉我也有。举个例子，我们做中国近代史研究，肯定要读旧报纸。但现在很多年轻研究者，读报纸的方式就是进入《申报》数据库，输入研究对象的人名搜索一下，看到跟我的研究有关系的就挑出来。有多少研究者是真的去翻阅了报纸本身呢？如果是检索式阅读，你只会关注到检索的信息，不会关注上下文。而如果是翻阅老报纸，你会看到这个新闻在版面上的哪个位置，讨论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什么情况。

    郑诗亮：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认识一位已故的美术史研究专家叫王中秀。他原本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做的黄宾虹研究非常出色。为什么他的美术史研究能做得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他十年如一日地在上海图书馆读民国旧报纸，而且是一页一页地翻。那个时候的检索技术还不发达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很多美术大家出现在民国时的报刊中，常常用的是别称，比如黄宾虹会被称作“宾翁”。如果你不动手去翻的话，很难获知信息的全貌。而且在这个翻阅的过程当中，研究者其实会不断发现新的题目。通读史料是一个好的研究者的必备素质，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会去这样做，这是非常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