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达恩顿除教授外还有其他身份，他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也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受托人。达恩顿2017年从哈佛大学图书馆退休之后，曾接受过《哈佛公报》的专访，题目就叫“为书籍辩护”。很多人会说电子出版流行，图书这个传统行业可能会消亡，但达恩顿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以美国为例，认为现在美国纸质书的市场还是非常繁荣，每年都会有增长。他认为纸质书的形态，就目前而言，是最适合阅读的形式，尽管电子多媒体阅读有它的便利性和价值，但还是不会取代纸质书。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图书史的研究，不仅有历史学问题的驱动，还有身为读书人的情怀在背后默默地支撑。

    最后我想引用达恩顿教授的两句话，回应今天活动的主题“新图书”VS“旧制度”。达恩顿说：“这就是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年图书市场需求的概况。拿起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布干维尔的游记、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或瓦尔蒙· 德博马尔的博物志词典，您就会被带进另一个世界：存在于两百多年前的书籍世界”。这是第一部分的概括，一个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图书世界的描述。更有趣的是全书最后一段话，他说，“那些把满足读者对书籍的需求当作生意的图书贸易从业者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铺垫道路……他们所经历的书籍世界严酷无情，深深植根于旧制度，难以捱过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因此，这个世界最终幻灭了”。

    虽然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新图书对旧制度的冲击、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何传播了这些人的思想，但很关键的一点是，这批卖书的人从来没有这些政治理想。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在瑞士印书偷偷走私进法国卖，就是因为有利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觉得前面提到的这批档案有价值、有意思。在档案文本中，从来没有谈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多么伟大，影响有多大，而是谈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把书偷偷运进巴黎，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他们有什么路数。这才是当时图书从业者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并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可能会来到的革命的狂风暴雨，而他们自己可能也会消失在这场狂风暴雨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历史有想象，譬如觉得法国大革命发生了，所有人就陡然一变。其实并不是这样，对很多身处历史当中的人来说，他们是感觉不到历史的变化的，只是在一天天过自己的日子，根本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大事。很多历史时间的坐标意义都是被后世赋予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每个人经历的事情，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意识到它的意义。这也是我觉得达恩顿这本书的点睛之笔。

见微知著的文化史研究
    郑诗亮：感谢沙老师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的主要内容和达恩顿的最新情况做了介绍。可能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上海书评》做编辑，时不时会有人找我推荐好看的书。其实我是有些固定书单的。中国史的话，我会推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外国文学的话，我会推荐聚斯金德的《香水》、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如果是学术著作的话，我一般会推荐达恩顿的《屠猫记》。如果这本书你都读不下去，那你可能此生就和学术著作无缘了。

    达恩顿特别会写，这可能跟他早年做过记者、从事新闻写作有关系。他的写作方式极其注重细节，注重还原历史现场，而且能够生动地把他掌握的资料化入行文之中，这是很重要的本事。《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也是如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上发过这本书的选摘，大家不妨去看看，里面写到法瓦尔热这位图书推销员花了多少钱添置行头、怎么给别人写信、去了哪些地方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等等，读下来就仿佛在看纪录片。这种写法非常迷人，当然也非常吃功夫。如果没有在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几万件档案中沉浸十几年，达恩顿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

    达恩顿的著述都围绕着“书籍”展开。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对书的看法，跟18世纪的人有着根本性不同。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怎么看待手机，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怎么看待书。手机是我们的社交工具，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日常生活交往的谈资、话题的来源。手机甚至可以创造理由让我们去见一些人，或者不见另外一些人。在印刷术占据历史主流的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书籍承担着这样的功能。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说，男女之间，借书是一件极其暧昧的事，一借一还，情分就这么结下了。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借助书来做这件事了，我们点开手机，里面各种app都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去看达恩顿的研究，会发现，很多时候书就是社交的中介物，沙龙里太太们的聊天就是围绕伟大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展开的。当时人们关心皇室秘闻、作家逸事，跟我们在手机上阅读八卦、明星绯闻有什么实质区别呢？所以达恩顿的书妙就妙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它回看当时社会的心态，以及人与人之间是怎么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