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工业化为先导的城市。江浙农耕文明时间很长，为应对农业社会的各种风险，包括灾害、疾病、养老等问题，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化来解决。如范仲淹率先在苏州兴起的“义庄”，对各宗族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更依赖宗族。宗族还负责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如修路架桥、邻里纠纷、社会公益等。这样宗族“强关系”被不断地强化，以至于个人与宗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农耕社会的问题到工业化以后，其解决的机制实现了社会化，即以国家出面，政府负责公共事务投资，由社会（集体而非同姓）来共担养老、疾病、失业、灾害等问题。工业化导致的人口流动以及土地集中，也瓦解了宗族“强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开埠后人口急剧增长，1911年人口达到了141万，相比开埠时增加了一倍多。1920年上海市区人口已达200万，1930年上海特别市改称直辖上海市，人口有312万，1948年上海人口竟达到580万，比1946年增加200万。人口在一百年中增长了10倍，是名副其实的指数级增长。这些人口中，旧上海本地居民约占20%-25%，另70%以上的来自其他省份，其中主要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最多。人口的大规模导入，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本地的宗族势力。换言之，即使存在宗族“强关系”，在如此大规模人口导入下也被瓦解了。

    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的发展，特别是开发开放浦东战略，使上海又一次出现人口大规模导入。20世纪80年代增加149万，90年代增加306万，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增加661万。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和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传统的宗族关系被严重弱化。有相当多的族人只知同宗，不知世系，更不知堂号。这种“弱关系”下，没有强制性，根据大家共同爱好相聚一起，与其他“弱关系”如同学会、老乡会有点类似。

    二 上海钱氏族人从未形成“强关系”

    对上海而言，钱氏应该算“外来”姓氏。如张姓，最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记载。钱氏与上海最早结缘可能是后梁开平初年，钱倬移居华亭，著名的明心教寺就是他捐造的。后来陆续有钱氏迁入上海，宋后又有不少支钱氏迁入上海，如钱定海迁至金山秦望山西，即今钱圩。安亭菩提寺柱础上，就刻有宋治平四年（1064）刻的钱氏捐资记录，说明钱氏迁入安亭也比较早。宋代有钱宥移居南梁，钱福从钱塘（浙江杭州）移居青浦盘龙，明代有金山钱氏移居松江东门外，明中叶钱南泽从杭州避难迁徐家汇钱家塘。清初，又有一支钱氏从长州移居崇明。清末，南京钱明州到浦东陈行开设染坊，其地今即名染坊宅。这些迁入钱姓人口总量仍然比较少，上海钱氏并不著名，与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分支相比，无法望其项背。

    直到乾隆之后，上海钱氏有两支比较著名，一是嘉定钱氏，钱大昕是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其祖先于明正德年间从常熟双凤（今属太仓）移居盛泾，始迁祖钱滋。钱大昕长于金石考据，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义集》等数十种，近500卷。他的祖父钱王炯，父钱桂发，弟钱大昭，及子侄十数人，都分别是乾嘉时期的一流学者，其中著名者称“嘉定九钱”。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也是这支的后裔，现外冈有钱氏宗祠和钱大昕墓。另一是金山钱氏，以校刊书籍著闻于世。校刊活动始于清乾隆，止于光绪，长达100多年。所刊书籍达1000多卷，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主要的有钱树本校刊《保素堂稿》，钱树芝、钱树棠刊刻《温热病指南集》《伤寒谱》等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述两支钱氏，一支从文，一支从事文化产业，并没有融合成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强关系”。一方面是两者地理位置相差近百公里，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两者可能有交集，但是难以形成“强关系”；另一方面是已经自成体系，比如都各自有义庄、宗祠等。这两支钱氏到近代影响力日渐衰弱，对新移民的钱氏后人影响不大。即便是杭州旅沪钱氏于1918年建造的闸北钱氏宗祠，自建成至1966年，一直为钱氏祭祖、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之殿堂，对新移民的钱氏也未形成实质性影响力。当然，在当时华洋杂居的市中心区，更难形成“强关系”。上海钱氏既缺乏深厚的物质和历史基础，又受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冲击，使得上海钱氏与其他地区的钱氏的族人关系表现出重大的差别，就是从未形成宗族“强关系”，甚至自宋以来就是一直以“弱关系”形式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一批钱氏从江浙及全国各地移居上海。鉴于受到过“文革”的冲击，钱氏后人见面后虽然知道对方姓钱，但是都避谈宗族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之后，经公开续家谱、传家训等活动，上海钱氏宗族才开始有新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