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冲击“第一”却失败的日本,留给我们哪些经验与启示?

    傅高义的作品给美国带去的不是“lesson”而是“threat”,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把帽子都往傅高义一个人身上扣。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的著作《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大约与傅高义的著作同期出版。美国商务部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就注意到了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并于1970年代初期发表了有关日本政企关系的重要研究报告(Japan: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该报告不仅为美国政府在接下来同日本的贸易摩擦(1970年代美日之间围绕纺织品以及钢铁等领域的贸易摩擦十分尖锐)谈判提供重要的参考,作为严肃的学术作品也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例如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学研究时,亦将这一报告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

    进入1980年代后,日本确实向着“第一”的方向迈进。根据1983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告,在当时公认的五个高新技术领域(飞机制造、航空航天、半导体、光纤、智能机器人)中,美国只在飞机制造和航空航天领域占据优势。日本在这两个领域主要受到和平宪法和武器出口限制,并无意愿向着两个领域涉猎过多。美国盖勒普调查公司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开展的舆论调查显示,每四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日本在高技术领域是美国的威胁。“日本第一”给美国带来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按照傅高义的路线图来设计美国的道路,而是通过发起对日本的贸易战、科技战等相对极端的方式来打压日本。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相继将日本大型企业排除了美国国内光纤通讯技术建设项目之外。计算机企业巨头IBM更是直接将三菱、日立等企业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诉诸公堂。

    当然,如果美国一点没有学习日本,也未免让作者感到失望。傅高义尽可能地寻找更多美国学习日本的案例,在我看来相较于“学习”,毋宁说是“合作”更加贴切。例如汽车生产链的分包制度,日本的关联企业在汽车组装过程中显示出优越性,对此美国的汽车企业开始寻求改善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关系的方法,这是从日本关联企业制度中获得的启示。汽车产业是日本的强项,美国在该领域的很多环节都不及日本。哪怕是汽车产业,美国之于日本更多的还是打压,而不是学习或者合作。美日汽车(包括零部件)领域的贸易摩擦在1990年代进入高潮,相关细节不再赘述。

向日本学习?
    美国不学习日本,但总有国家愿意向日本学习。

    在《日本还是第一吗》这本书中,傅高义多次提到日本的经验给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日本第一》出版之后,让傅高义成为东亚各国的座上宾,后来傅高义本人也将其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所谓的“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傅高义在该书中回忆了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与其座谈的细节。李光耀想要学习的日本的警察制度和劳资关系模式,而这两点都是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一书中专门论述的问题。新加坡的邻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是期望能够获得日本的投资,因此想了解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

    在《日本第一》成书之前,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受益,将其发展定位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较特殊的是,由于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的矛盾,韩国不太情愿接受“日本第一”这样的说法,当然更不太有韩国人会公开赞美日本,但根据傅高义的回忆,《日本第一》的韩文译本在韩国政府内部传阅,虽然没有面世,但可以见得已经影响到韩国政府高层了。所以,傅高义的书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发起、一个更大型的学习日本的运动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推广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广为人知的“雁行发展模式”堪称日本经验的典范。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EAST ASIA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研究报告,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成为正面树立并积极推广的典型。虽然在此后的十年中,因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进入“失去的十年”,但对于部分起步阶段的亚洲国家而言,仍然具有学习的价值。因为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日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差距至少在三十年以上。无论从管理、技术再到资金、人才等各个领域,日本仍然是东亚国家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三十多年,足以见得其经济的强韧性。

    日本自1990年代所经历的一切是否意味着日本不再是第一了呢?日本是否仍然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对于前者傅高义的答案一如既往,日本从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作者也从未试图证明日本就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所谓的“第一”无非是本着警醒的目的,加上出版商本着销售的目的而刻意追求的效果。对于后者,答案则是肯定的。诚如他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中所言:“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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