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杰:刘先生,您那个时候在哪里工作?
刘文澜:我在美商电话公司。解放后,中国人暂时没接管它,仍旧是外国人的。他失业了,我是有工作的。
陈良廷:后来,我就又写起稿子了,为《文汇报》《新民晚报》《亦报》写副刊,写苏联电影。我找来苏联的资料,学俄文。朱曾汶学得好,他给《新民晚报》和《亦报》译过不少俄国小品、儿童文学,还翻译了些苏联短篇小说集和苏联戏剧。他笔头很快。
文化工作社和平明出版社
汤惟杰:陈先生,您怎么会变成专职翻译的?
陈良廷:1951年,我见到了吴劳。我和吴劳早就认识。《水银灯》发过一篇他的文章(笔名奥斯嘉)。这篇文章本来是为圣约翰大学的电影壁报写的,但没有登。他写了四个美国电影女明星眼波的特色,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很吸引人的名头,叫‘Look·Look·Look·Look!’(中文《眼波·眼波·眼波·眼波!》)。
吴劳(奥斯嘉):《眼波·眼波·眼波·眼波!》(《水银灯》第二期)吴劳解放后考上了北京外语学校,他、朱定、叶麟鎏,还有复旦的王科一被派到了专门训练精通外语的特殊外交人才的劳动大学。但他们在北京心不在焉,想到将来要做的工作不理想,先后都溜了出来。王科一回来后在复旦大学继续读,他文笔好,一边读一边翻译了很多苏联小说,后来就到文光书店做编辑了。
王科一对吴劳说,你搞翻译,这倒是一个新的出路。他还介绍方平(当时在译莎士比亚)给吴劳认识。方平和王永年(圣约翰毕业)、汤匡时(汤真,后来支内成了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周访渔(方予)当时是文化工作社的。吴劳平时最爱淘西书店,碰巧买到了巴西亚马多的《无边的土地》。经王科一的介绍,吴劳有工作了,译《无边的土地》——后来果然一炮而红(文化工作社,1953年3月版)。
吴劳遇到我很高兴,让我也来试试。当时文化工作社要出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从英文本译),里面有两篇没人翻,叫我翻。我说我没翻过这种。吴劳说他来帮我校订。我译完交稿后,书一个月就出版了,稿费也马上有了。这就是我第一部翻译作品——普里希文的《北极蜜》(《北极蜜》,普里希文等著,陈良廷、张景桂、姚永彩合译,文化工作社,1953年4月版)。
与此同时,我还在翻译保加利亚短篇小说。这是保加利亚大使馆送的宣传品,英文版,比较简单。我译了十多篇,选了八篇,交给了汤匡时(《乡村故事——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保]达斯卡洛夫等著,陈良廷译,大华出版社,1953年版)。
汤惟杰:刘先生,您什么时候和陈先生一起翻译的?
刘文澜:我和他1951年结婚,当时他正好失业。他在翻苏联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好玩,比如他翻到一半,吃饭了,我来看看,在翻点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英文版的苏联小说不难,我也可以加两句。
陈良廷:她十几岁在西安的时候,就帮她爸爸翻译过《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的文章,登在西安的报纸上。
汤惟杰:陈先生,我记得您那个时候还翻译过美国共产党法斯特的书。
陈良廷:我和徐汝椿一道翻译了五六本。
徐汝椿到朝鲜去过,做俘虏的翻译。他在朝鲜的时候,开头我们经常通信。那时候年纪轻,也不知道什么是机密,他同我讲战场的事情,公安局还特地为此找过我。徐汝椿到底是大少爷,吃不起苦头,后来借故回来了。回来后,他看见几个老朋友都在搞翻译,眼红了。吴劳说你去搞吧,旧书店有本法斯特的书,你去买来看。其实徐汝椿过去从来没译过,他虽然是《水银灯》的编辑,但朱曾汶看不起他写的文章,让他跑印刷厂、制版厂,所以他在《水银灯》没写过文章,但他在圣约翰倒是编电影壁报的。
徐汝椿对我说,你出过几本书了,帮我加加工。于是,他译一点,我译一点,凑在一起,吴劳再帮我们加工。交稿的时候,因为徐汝椿没出过书,就把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投给平明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由巴金和他的弟弟李采臣(后来打成右派,去了宁夏)主事。巴金特别好,自己看稿子,还请语言专家看。这样先出了第一本《都会一角》(平明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然后第二本《孩子》(平明出版社,1954年3月版),第三本短篇《海盗与将军》(平明出版社,1954年4月版),第四本《公民汤姆·潘恩》(平明出版社,1954年11月版)。第五本The Proud and the Free——《自豪与自由的人》,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稿,准备出了,碰到法斯特宣布脱党,出版社打招呼说这本书出不了了,但稿费照给,寄一本清样作为纪念。其实我认为这本是法斯特写得最好的,完全用独白。
汤惟杰:您对出版社的编辑印象深吗?
陈良廷:有几个人印象很深。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吴钧陶。五十年代初,大家听无线电学俄语,课后就去他家(富民路口的别墅)开辅导学习小组会。吴钧陶半残废,自学成才,俄文非常好。他当时已经通过他父亲朋友的帮忙,在太平洋出版社出了三本小书(如《高玉宝传》,太平洋出版社,1952年版)。他知道我在平明出版社译书,也有兴趣,就通过父亲的路子去平明做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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