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廷，1929年出生，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后进入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任宣传助理，编辑电影刊物《水银灯》。解放后，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六十年代任职于上海市编译所，“文革”期间系上海市“五·七”干校编译组成员，改革开放后，与妻子刘文澜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文学作品。

    陈良廷与刘文澜的合译作品包括《马耳他黑鹰》《教父》《儿子与情人》《萨马拉约会》《考德威尔中短篇小说选》《奥德茨剧作选》《纳尼亚传奇》。此外，陈良廷还翻译了阿瑟·米勒的《都是我的儿子》、田纳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并与人合译了《汤姆·莎耶出国记》《乱世佳人》《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

    光华实验中学和《辛报》

    汤惟杰：陈先生，您是哪一年进光华大学的？

    陈良廷： 1947年，我十八岁。在光华读过一学期工商管理专业，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徐燕谋的英文课。

    汤惟杰：这之前您在哪里读中学？

    陈良廷：光华实验中学。这个中学全是光华大学的校友做老师，校长叫傅敦厚，研究生物学。光实的国文老师都好得一塌糊涂，有王芝九、吴竞寸、廖康民（光华大学教育家廖世承之子）、谭惟翰。谭惟翰很有名，写过小说、散文，后来研究评弹。他会把自己的书送给他看得中的学生，我总算都有。

    汤惟杰：我1988年读大学，他那个时候还在华师大。他好像会唱京剧的。

    陈良廷：他梅派青衣唱得特别好。我在光实中学才慢慢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之前在教会学校，我是老牌留级生。那时因为家庭环境与抗战的缘故，觉得读出来没意思，前途茫茫。初中读了两年，开除了。我姐夫是光华大学的校友，就把我塞进光实，仍旧读初三。光实特别注重文学教育，我进去不久就做壁报编辑，和同学打成一片。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投稿。

    汤惟杰：对，我查到您好像读中学的时候就向报纸投稿了。

    陈良廷：这也是受到谭惟翰先生的启发。当时有份《新晚报》，由女作家潘柳黛编副刊。她叫谭惟翰组稿，谭先生叫我写，我便学着谭先生的样子写散文，结果就登出来了。我自己投稿是翻译两段幽默，给《辛报》——从成都路的学校把稿子送到山东路编辑部。另外在《辛报周刊》《前线日报》《大晚报》《时事新报》《中华时报》（青年党的党报）上也发表过文章。大多是瞎写的，骗铜钱的。

    我在《辛报》上写得最多，当时用了不少笔名，笔名有时候是编辑朋友随便起的。当时和我熟悉的编辑有编《辛报》第三版的董鼎山——董乐山的哥哥。董乐山起初也是影评家，笔名麦耶，我们都叫他麦耶。

    陈良廷：《张爱玲“安定登”》（《是非》，1946年）

    汤惟杰：我看您那个时候的文章，一是对文学感兴趣，您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的短文，写她住的常德公寓，还有您好像比较喜欢翻译电影方面的东西。
陈良廷：我就是靠电影起家的。
华纳公司和《水银灯》

    汤惟杰：您读中学的时候去哪里看电影？

    陈良廷：说来也有趣。我影评写得多了，影院经理、八大影片公司宣传部的人就差不多都认识了，他们会叫我去看试片。这期间认识了在四十年代已经博得文名的马博良。他觉得我太苦，靠笔杆子养老娘，就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华纳的宣传部主任朱曾汶（笔名麦黛玲）。这样，我进了华纳，成了朱曾汶的助手，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

    汤惟杰：您哪一年进去的？

    陈良廷：1948年。进去后，几个朋友编了一本《水银灯》，出了九期。

    汤惟杰：这是你们当兴趣办的？

    陈良廷：对，顺便帮华纳宣传。我们两个人假公济私，把华纳办公室当编辑部。朱曾汶和马博良（后去香港，编过《侦探世界》）各出一千块，徐汝椿出一千块，朱定（后来成了新疆作家）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出一千，一共四千块办这本杂志。

    陈良廷：《星光照耀恋爱之欧罗巴》（《水银灯》第一期）

    汤惟杰：您在华纳的薪水如何？

    陈良廷：我和朱曾汶翻译电影字幕，回读者来信，我一个月两百多块，朱曾汶还要构思电影片名，一个月六百多块。华纳总共十几个人。还有个负责进口片子报关的老头，一个月有近千块。

    刚解放，影片公司要搞工会了，打倒美国佬。我们就把自己的公司打倒了，解散了。当时，洋大班已经把所有的美钞放在大旅行箱里，坐轮船逃到香港去了。但八大西片公司都有自己的银行小金库，数目不大，留下的中国大班把钱拿出来分了。我拿到了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

    汤惟杰：华纳出来以后这段时间，您怎么办？

    陈良廷：我是西片发行公司失业救济委员会的一个小头头（工会安排的），负责组织下岗工人——不光是电影公司的，还有越剧、江北戏班子的人学习文件，帮他们介绍工作。其实我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像电影院卖票，我也轮不到的。

    刘文澜：当时长宁区造了一个长宁电影院，徐家汇造了一个衡山电影院。但它们不要他。

    汤惟杰：刘先生，您那个时候在哪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