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谁能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读中国？

　　写《再会，老北京》时，麦尔采访了作家冯骥才。从他口中，麦尔意识到大部分中国历史都以民间史、民俗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存在。“人们年岁渐长、生命消逝，这些历史就会散佚。所以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

　　然而在荒地村，历史的发现与发掘远不止于和时间竞赛。  

　　麦尔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没有名片、助手和正规商业发票那么简单。书里的故事来自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多少人听过的地方。他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却发现：“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为了补全整个故事，麦尔以宏大的民族叙事作为起点，通过调研，试图补全不同的故事版本。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丹东断桥上，麦尔从刻有官方介绍的牌匾里读出了新的东西。“这些并非‘不真实’，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麦尔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美国图书馆的经历让他想起在中国调研的难。待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一周时间，他直接和图书馆管理员说明来意，就顺利拿到了所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原始文件，包括遗嘱、护照、出版协议。麦尔捏着这些签署于1800年左右的文件，思绪万千：“在中国，如果想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乾隆批过的文件，假如你没有关系，又不属于任何单位，你得费多少力气去找啊。”

　　最初写《东北游记》，麦尔想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告诉他们中国不只有北京和上海。后来，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中国读者质疑一个美国人书写中国的资格。为了回应这个问题，麦尔反复咀嚼林语堂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中的问题：“谁能够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读中国？”他渐渐发现，对于同一本书，中西方读者的反应可能截然不同：“《再会，老北京》这本书，西方读者认为它讲述的是飞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迷失，而中国读者则专注于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

　　为了解答林语堂的问题，也为了回应自己的困惑，麦尔用下一本书——《通往卧龙之途：从头了解中国》（The Road to Sleeping Dragon: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作为答案。

　　“我曾经一无所知地来到中国，不会说中文，不知道怎么用筷子。如果我都能沉浸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麦尔希望自己能一直这样书写中国：怀抱同情之了解，同时又不陷于单一的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