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先验的品质确定了《追忆》一书的奇特性。所有的真实都是在普鲁斯特的回忆中得到展现，另外，这种真实好象是一种霉菌，它在适合的环境中还会繁殖起来。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中本雅明关于普鲁斯特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从他的出版商伽里玛那儿我们得知,普鲁斯特的校阅习惯要了排字工的命。送还的清样上写满了边角注，所有的空白处都被新的文句填满，可错字却一个没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普鲁斯特多活几年的话，那么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追忆似水年华》绝对是另外一幅模样了。普鲁斯特为了达到真实，不断地增加，可能是他本人也未曾预料的。
    在本雅明的生活中的确到处充满着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好几次他都有过办杂志的念头，也有很多人请他任自己杂志的编辑，但实际上除了他早期在“德意志青年运动”中办过杂志之外，本雅明也没真正办过什么杂志。而青年时代的那种杂志本雅明根本就是不屑一顾。1930年他与布莱希特计划办一本《危机和批评》的杂志，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另外，本雅明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也曾经向往过到巴勒斯坦去定居。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如金钱、时间、爱情、局势等因素都没去成。那本身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梦境，一种在潜意识中的向往。本雅明说，自己肯定会离开德国到外面走走，但是没准也不一定是巴勒斯坦。有些事物，无论距离多近，也是遥远事物的体现。法国、瑞士是更好的选择。

三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本雅明努力地逃离他的黑房子，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他每天忙碌着，可是，最多也只能是一名“游手好闲者”。他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拥有无数的藏书，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定位。J．M．科埃特斯说：“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什么人：哲学家？批评家？历史学家？（或者）仅仅是‘作家'？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汉娜·阿伦特的话 ：他属于那种‘无以分类的……作品既不合现存秩序又不引领新型文体样式的人。'”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对“游手好闲者”这个概念做了这样一番阐述：
    “一个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化名微服的王子。如果游手好闲者就这样变成了不情愿的侦探，在社会方面这对他很有好处，因为这是使他的游荡得到人的肯定赞扬。他只是看起来无所事事，但在这无所事事的后面，却隐藏着不放过坏人的警觉。这样，侦探家看到了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广阔领域。”
    本雅明说把“游手好闲者”说成一名侦探家，无时无刻不在侦察着世界的真相。他们采取旁观者的姿态，纂取各种细节，但是却从不参与。无论距离多近，也只能是遥远事物的体现。对于一些近处的东西（比如命运），总以为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在现实生活中，本雅明似乎永远在不确定中游走 ：在法国巴黎的街头，他好像只想着走出拥挤的人群，他皱着眉头，眼睛飞快地运转，在被其他行人冲撞时，他从不表现任何不耐烦，而是整理一下衣服，继续匆匆向前。
    我认为他终究是走出了自己的黑房子，只不过走出黑房子之后，面临着世界这个更广泛的“黑房子”。1940年，当德军渐渐逼近法国时，西班牙政府拒绝了逃亡者本雅明的入境请求，本雅明害怕被强行送回，在西班牙的边境上服药自杀。其实，情况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糟糕，就像他另一些想法过于乐观是同一个道理。当局对本雅明的死表示了震惊，同意其他人入境。两个月后，汉娜·阿伦特等人顺利的到达美国。这又是一个讽刺，但是有人怀疑过，在没到西班牙与法国的边境之前本雅明的吗啡就已经准备好了。在《现代主义》一文中，本雅明表达过这样的观念：现代主义面临着“自杀”这个最重要的主题。事实表明，在此之前，本雅明就想过自杀。在西班牙的边境，等待显得遥遥无期（虽然很快它就结束了）。本雅明仿佛意识到了日后贝克特描写过的戈多那漫长的等待。生命最可怕的是不能活在真实中，而只是无意义地在命运门前徘徊，像卡夫卡的那位在法的门前等待的人，永远也无法进入其中。那么，本雅明的死亡也就顺理成章。
    汉娜·阿伦特为本雅明写的悼亡诗有这样几句,用以概括本雅明的一生再贴切不过：

        夜幕再次降临
        星空落下帷幔
        我们舒展四肢
        仰天而卧
        不论近在咫尺
        或是远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