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区分五种英雄概念：荷马式英雄，悲剧英雄，色情英雄，沉思的英雄和喜剧英雄(《希腊人和我们》)；探讨四种神秘体验：自然异象，情色异象，博爱异象和上帝异象(《新教神秘主义者》)；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种方式：劳动、虚构和行动，并认为，“劳动是无性别的，虚构是女性的，行动是男性的”(《伟大的觉醒》)；分析克尔恺郭尔的三种存在方式：审美宗教，伦理宗教和启示宗教(《索伦·克尔恺郭尔》)；强调令人满意的人生要对三个世界都报以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三个世界分别是：日常劳作的世俗世界，笑声的世界与崇拜祷告的世界，“没有祷告与劳作，狂欢节的笑声显得丑陋无比；没有笑声与劳作，祷告就不过是诺斯替教派的呓语，站不住脚，傲慢伪善；而抛却笑声或祷告，光凭劳作活着的人，会变成渴望权力的疯子，他们是一群暴君，把自然当作奴役，只满足自己一时兴起的欲望”(《关于不可预知》)……在他的文章中，这种条分缕析无处不在。

    刘铮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论过奥登的“分类癖”，但我不认为这种分类如他所言，“从根本上其实是任意的，因为缺乏明确的、可经反复证实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赞同将这种分类癖仅仅比附成王尔德式的机智。因为，在奥登这里，分类可能是一种基于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停驻之物，而是通往整全的变动不居的道路，如同孩童最初通过拼图的方式认识事物，它的要义不在于认识拼图以何种标准分割，而在于认识这些图块于分割之后才显现的联系。

二

    奥登反感从私生活角度出发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一有机会就对此大加挞伐。他说，“如今许多看似学术研究的工作实则无异于趁当事人不在房间时偷读他的私人信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们从亨利·马斯先生那儿得知，亚瑟·普拉特的遗孀把豪斯曼留给他的所有‘拉伯雷式’的信件都毁了。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大快人心”(《伍斯特郡少年》)；“原则上，我反对为艺术家作传，我不认为对其私人生活的了解对阐明他们的作品有任何助益”(《头号恶魔》)；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文中，他就艺术家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做出了就我所知最言简意赅的说明：“一方面太过显而易见而无需解释———每件艺术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自白———另一方面又太过复杂而无法阐明。”

    但看似悖谬的是，在《序跋集》所收录的四十六篇文章里，不少都是为某部新近出版的作家艺术家的传记、书信集、谈话录、日记而作。《亚历山大·蒲伯：天才的教育》、《歌德：交谈与会面》、克尔恺郭尔《日记与文稿》、《理查德·瓦格纳，其人，其思及其乐》、《朱塞佩·威尔第书信集》、《安东尼·特罗洛普》、《凡·高书信全集》、《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集》、《A.E.豪斯曼信札》、《理查·斯特劳斯与霍夫曼斯塔尔通信集》、《马克斯传》、伍尔夫《作家日记》、J.R.阿克莱的自传《我的父亲与我自己》、伊夫林·沃的自传《一知半解》……是这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催生了《序跋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文章。

    不能将之仅仅归结于对出版商和编辑的勉为其难的顺从。书评作者尽管身受诸多限制，但依旧拥有某种小范围内选择的自由。大多数报刊书评只有数日或最多数周的存活时间，它们宛如一块块投入湖水中的石头，虽然大小不一，但无非都只是溅起一些水花罢了。除了极少的例子，书评总是比所评论书籍先被人遗忘，它们沉在水底，虽也或许轻微地助长了湖水的高度。在所有的书籍阅读体验中，阅读书评集恐怕是最令人心酸的，因为最能感受到时间对于文字的侵蚀。然而奥登的书评却多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它们不单是停留在对于某本书的评述，而是探向书背后的那个人，一个完整的人。在《染匠之手》的序言里他曾说，“尽管我希望能有一些爱进入写作中……”，我们不能错过这轻描淡写的半句话，这是所有不朽写作的开端。

    至少在这本《序跋集》中，诗人对于人的兴趣，要甚过对于诗艺的兴趣。我们单看一看这些文章题目就知道了，除了径直以所论作家为名(这种标题方式让人想到艾略特)之外，《G先生》、《一个辉格党人的画像》、《一位天才和绅士》、《一个务实的诗人》、《一位智者》……凡此种种，让我们可以猜测，奥登不过是借助一些新书出版的机会，来描绘勾勒那些他所喜爱的过去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他探寻他们的生活，不是为了去解释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爱他们。

    “即使我现在不常翻读他（指豪斯曼）的诗歌，我也要感谢他，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他曾给予我那般的欢乐。”

    “我年岁越来越大，世道也愈黯淡艰难，像贺拉斯和蒲伯这样的诗人，我发觉自己越发需要他们，正是他们给了我所需要的活力。”

三

    奥登并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奥斯卡·王尔德、A.E.豪斯曼、C.P.卡瓦菲斯、J.R.阿克莱，以及，写作《十四行诗》时的莎士比亚和写作《悼念集》时的丁尼生，这些对于同性之爱了然于心的杰出作家，构成这本《序跋集》深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