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选择读诗了，那就读奥登吧。

    如果你看过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肯定听过葬礼上读的诗，那就是奥登的《葬礼蓝调》(Funeral Blues)。奥登的诗句，经常出现在各种引用中。在世界伟大的诗人当中，奥登是一个可以“近距离”直接启发我们的诗人。

    生于1907年的奥登，被公认为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他的诗，既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又有现代主义的特质，承上启下。奥登的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说：“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真正属于二十世纪的，奥登是第一人。”而诗人布罗茨基更充满敬意地称奥登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是二十世纪的“批判者”。

    奥登与中国颇有渊源，1939年，奥登在战时中国的旅行，催生了一组十四行组诗。而奥登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尤其深远，卞之琳、穆旦都曾翻译过奥登的诗篇。

    近日，《奥登诗选：1927-1947》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相较之前的零星出版状况，这是对奥登诗歌较为完整的一次呈现。本书是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的上卷，文本获得过他本人的首肯，此书连同尚未出版的下卷，涵盖了奥登各版诗集的全部内容。上周，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对《奥登诗选》的译者之一马鸣谦进行了独家专访，从译者的角度，走近奥登。

    假若可以，他想成为一个大西洋的小歌德

    深圳晚报：可否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奥登这个诗坛“庞然大物”？

    马鸣谦：“庞然大物”是格里格森的说法，首先道出了奥登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诗坛所带来的震撼。奥登在当时简直是横空出世，引领了整个时代（年青诗人）的诗风。无须否认，这也是一个带有惊恐感（和稍许的贬抑意味）的承认。奥登在二战爆发的1939年移居美国，之后的英国舆论界、文学界很长时间里都不待见他，对骄傲的英国人来说，此等行为等同于背叛；倘若贝克汉姆移民美国，在世界杯上为美国队效力，恐怕也会引发同样的情绪反应的吧。

    来看看奥登自己怎么说：“假若可以，我很想成为一个大西洋的小歌德”（出自奥登后期的组诗《栖居地的感恩》里的那首《洞穴的产生》）。一个克制表达的自许式的愿望（文学野心），但，这也是对庞然怪物说法的一个合理解释和澄清。

    深圳晚报：奥登本人的创作，似有“前期”和“后期”之分，这两个时期的奥登有何不同？

    马鸣谦：移居美国是个时间划分点，大致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吧。但所谓的前后期，也不是判然有别，确实有变化，但也有延续的不变。1939年他毕竟才32岁。思考有所变化，但文风一以贯之。比较而言，前期拓进的成分多一些，没有太多顾虑，努力探索新的主题和表达方式，风格上比较自由；后期思想趋于保守,但作品也变得更机智、更沉静。若我个人评价，1939年的前后几年，奥登的诗歌语感是最好的。

    深圳晚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既然选择读诗了，那就读奥登吧。”意指“奥登是读诗的首选”。为何这么说？

    马鸣谦：我们阅读奥登的理由，就是对语言和智性的热爱。而且，奥登有一点很特别，他是一个可以“近距离”直接启发我们的诗人。这取决于内心的感应。此外，终其一生，奥登都厌恶逢迎、拒绝伪善，我欣赏这样的人生姿态。

    两个文学顽童中国行，为了写出一本书

    深圳晚报：1938年奥登在战时中国的旅行，催生了一组十四行组诗。奥登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国？

    马鸣谦：在他和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里，有很多具体的描写。简略来说，我觉得主要是好奇和关切。奥登确实好奇，在中国的所见，超出了他的日常经验和阅读经验，他来到了一个之前完全陌生的东方国家。因为她正在顽强抵抗外来入侵，她也引发了奥登的人道主义的关切和同情。

    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两个文学顽童的中国行，目的和结果都是为了写出一本书。

    深圳晚报：国人认识奥登，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马鸣谦：相较于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等近现代大诗人来说，奥登在同时代的中国一开始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直到1937年1月，当时国内影响较大的文学月刊《文学》刊登了一篇胡仲持翻译的文章《英美现代的诗歌》和一篇短文《英国新诗人的合集》，才首次向国内引介了“奥登一代”的诗人及其创作。

    威廉·燕卜荪开启了国人推崇奥登诗艺的大门。燕卜荪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他的现代英诗课程的教学重点自然包括了奥登这位诗坛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