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分等级的，二人同行，必有一人为主，一人为次，如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那样的组合。那么衣修伍德和奥登孰主孰次呢？读了四十多页《战地行纪》之后，结论很容易得出：在前台唱戏的是奥登，担任秘书或书记员角色的衣修伍德是他的左膀右臂。

    衣修伍德不一定同意这个说法，他使出十八般英伦武艺写成这本细节驳杂的游记，但他很自然地守着低调，而且尽量写得轻松随意，多一些插科打诨。虽说是战事紧张的时期，两个英国人却囿于语言不通，无法加入任何一方的立场之上，至多只是对中方有一些温和的同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同懂英文的人混在一起，跟外事人员吃饭，跟神职人员谈话。衣修伍德尤少正面的露脸，多数时候，他都是以“我们”而不是“我”为主语的，有时插播奥登的一两句发言。

    战争这种事，谁也说不好，无法依据一份明确的计划，只能便宜行事，因此，这是一场超出旅行者把握的旅行。由于立场不同，《行纪》让我们感到衣修伍德常常三心二意，比如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国人视为一次重要战役，衣修伍德却基本只关心英租界里的那些动静，关心英军总指挥特尔弗·斯莫利特将军在中日两方之间的周旋，在他的记述下，谢晋元的五二四团接蒋介石指示撤入英租界是英方出于自身利益斡旋的结果：如果放任谢晋元守下去，日军的炮弹就会轰过苏州河，打到自己的地界上。有时候，衣、奥两人的漫不经心几乎让人恼火：在梅溪镇，他们追着访问中国方面的指挥官，而后者大敌当前，正处在战略撤退前的紧张准备工作之中。衣、奥两人一边不停地使小姐性子，抱怨采访条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一边不停地嘲笑随行中国人的书生气。

    衣修伍德低调的香水没能掩盖他们身上的体臭：这两人骨子里冒出一种大英帝国的优越感，但要跟他们谈谈这个，一定会被嗤之以鼻——一年之后纳粹入侵在即，衣、奥两人就拍拍屁股，潇潇洒洒躲到美国去了，从此他们姓氏前的“英”就改成了“美”。这次叛逃（谈不上“变节”）就像足球运动员在母队成长为明星之后突然转会而引起球迷痛骂一样，引来了英国人的愤慨。奥登1973年去世时，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很高兴那个人渣翘辫子了……那个1939年跟他的好基友溜去美国的人渣。”

    在《行纪》中，衣修伍德经常写到，他们在中国如何被奉为上宾，如何当众谈感想，他们在英国人、中国人乃至日本人之间左右逢源，还有机会见到大人物；他们时不时地就要对旅馆的条件和接待方的专业度品评两句；而对最重要的主题——战争，其态度则基本上可以引5月8日一则笔记里的话来概括：“战争是轰烂一个已被废弃的军工厂，投偏了，炸死了几个老妇。战争是拖着条烂腿躺在一个马厩里。战争是在谷仓里喝开水，担心着自己的妻子。战争是山里几个不知所措、极度惊慌的人，对着灌木丛间移动的某个活物射击……”最后，“战争是如此紊乱、低效、令人费解，而且多半是个运气问题。”

    这些话教人无话可说。这两个玩世不恭的家伙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帮助英语读者了解中日战争的背景，所以才以一本“旅行日记”来总结这段经历。不过，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因为文化太隔膜，情感投入过少，衣修伍德的记录才反而显出一种说明书般的“忠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也确实走了相当多的地方，上海、汉口、苏州、杭州、南昌、香港他们都到过，他们还趁日本人睡着的时候，去参观了下中国士兵的战壕。他们以文人的小趣味去看战争这一严重的大事实，常常通过舞会、晚餐、访问景点、骑马远足甚至与女性调情来看到自己乐意看到的东西。

    或许这些东西才是《泰晤士报》读者们感兴趣的，不过，它们对中国读者并非毫无价值：衣修伍德的某些冷眼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角度。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家，两人见到了博古，衣修伍德的描写可能在所有记述博古的文献中独一无二：“博古对每件事情都会笑——日本人，战争，胜利，失败。我们问他八路军都有什么最新消息。眼下的状况如何？‘很可怕！’博古哈哈笑着。‘他们没鞋子穿！’”还没来得及从这位红军前领导人世故的冷酷中回过味来，我们又看到了史沫特莱的反应：“‘没有鞋子！’史沫特莱应声叫道，极度绝望地呻吟着。她两手掩着嘴，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告诉我，博古，我们该做些什么？没有鞋子！我必须马上发电报到美国！’”

    史沫特莱笔下的战争和两个英国人笔下的战争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个民族（主要是红军）英勇无畏的反侵略壮举，后者则无非是混乱荒谬的世界的又一帧剪影罢了——如同两年前在西班牙显示的那样。衣修伍德写到女人，笔调总是不由自主地轻佻起来，但总算还没忘了写下“史沫特莱小姐”对红军的挚爱。

    如果没有奥登情绪饱满的诗，《战地行纪》会显得有些过于琐碎。文人旅行者和被他们写的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甚至连助两句威的冲动都难以产生。于是，他们多少把战争中的中国描绘得过于风景如画了点。他们毕竟不是埃德加·斯诺或史沫特莱，也不想向后两位靠拢。